3月11日，備受關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揭曉。根據(jù)方案，國務院將新組建5個部門———工業(yè)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huán)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此次國務院改革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共15個，正部級機構減少4個。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27個。(3月12日《海南日報》)

　　大部制以“大”為名，從改革方案中新組建部門的組成形式和架構來看，這一特征應該說已經十分明顯———眾多原有分設的部門被整合為統(tǒng)一的大部，如由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組成新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由原有的交通部、民航總局、郵政局組成新的交通運輸部。

　　但就內在的功能、品質而言，新的大部制究竟還應該包含哪些“大”的內容和方面呢？結合《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和此前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以及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我們至少應當有這樣幾“大”期待(當然，其中對應包含還有“小”的期待)———

　　其一，期待大部制能服務為“大”，管制為“小”。新組建的大部，集此前許多部門的職能于一身，職能更多權力更大，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權力的增大，究竟應體現(xiàn)、轉化為何種職能上的“大”，無疑值得認真推敲。依據(jù)“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這樣的“大”顯然首先必須是與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相適應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以及相應行政責任的增大，而不是以往那種管制、干預能力上的“大”。毋庸諱言，現(xiàn)行行政管理體制所以必須改革、大部制所以必須施行，其服務能力過小，而管制特征過大，正是根本原因之一，這正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指出的：“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對微觀經濟運行干預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仍比較薄弱。”

　　其二，期待大部制能公共利益為“大”，部門利益為“小”。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現(xiàn)行行政管理體制日益凸顯的一大痼疾正是“部門利益化”，其表現(xiàn)為：為追求和實現(xiàn)部門小團體自身之利益，一些政府部門不斷偏離乃至背棄政府的公共利益導向，將法律賦予的部門職權私益化，蛻變成“與民爭利”的工具，從而使原本作為中立公共部門的行政機關不再僅僅是一個行政主體，同時還成為一個逐利的經濟利益主體。關于這一點，我們從時下名目繁多、五花八門的各種政府收費中，便不難得到驗證。比如，此前曾屢遭公眾質疑、不斷身陷“合法性”危機的兩項交通收費———機場建設費和公路養(yǎng)路費，其中部門利益的身影，可以說就十分明顯和濃重。巧的是，此次大部制改革方案中，重組交通部門正是主要內容之一，那么，新的交通運輸部能否在祛除部門利益、張揚公共利益上有更大作為，無疑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最后，期待大部制能行政效率為“大”，行政成本為“小”。與部門利益盛行、公共利益淡化一樣，行政成本畸高、行政效率低下，也是現(xiàn)行行政管理體制一直以來久被詬病的弊端之一。據(jù)此前全國人大代表葉青披露的數(shù)據(jù)顯示：從1978年至2003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從不到50億升至7000億，增長達87倍；幾乎于此同時，我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多，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所以衍生這一弊端的基本機構設置背景正是：“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十七大報告語)，因此，一個成本低廉、運轉高效順暢，“性價比”優(yōu)良的行政體制，便不能不成為我們對大部制改革的另一“大”期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