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京，又一場機構改革已啟動。像前五次一樣，每次改革都是一次“革命”，而機構的人員分流和職能轉變，是這場“革命”成敗的關鍵。

　　本文記錄的是，十年前第四次機構改革那場大規模的部委撤并和人員分流的故事。我們不應忘記，伴隨著那場動人心魄的改革的，是一大批普通部委公務員的命運流轉。大歷史往往靠 “小人物”來書寫，今天的改革故事也是昨天歷史的延續。而只有讀懂歷史，我們才能更好地暢望未來的改革。

　　歷次機構改革

　　第一次：1982年。這次改革明確規定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減少了副職，提高了素質；在精簡機構方面，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人員編制從原來的5.1萬人減為3萬人。

　　第二次：1988年。通過改革，國務院部委由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從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從75個減到44個。在國務院66個部、委、局中，有32個部門共減少1.5萬多人，有30個部門共增加5300人。增減相抵，機構改革后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改革實施后，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原有的86個減少到59個，人員減少20%。國務院不再設置部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8個。

　　第四次：1998年。國務院不再保留的有15個部委，新組建4個部委，更名的有3個部委。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第五次：2003年。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背景之下進行的。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由28個部門組成。

　　還是像十年前那樣，部委辦公樓前國旗獵獵，武警照舊像鐵樁般挺拔地站立，大門兩邊的兩個大石獅子注視著進進出出的人。

　　從部長到公務員，大樓里不少職位換了好幾茬人，薛劍(化名)每天仍會看到鎮守這座大樓的這對石獅，盡管前些日子，它們并沒能阻止東北某縣的警察擅入抓人，但這些天，這座大樓里議論的焦點卻是即將啟動的國務院部委機構改革。

　　這意味著有人會從大樓里離開，十年前，薛劍離去時，已有3年公務員工齡。

　　從去年十七大胡錦濤報告提出“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制”的概念，到改革方案草案今年2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討論，再到3月11日國務院披露機構改革方案，薛劍依舊像十年前那般關注機構改革的任何新動作，只不過，這次他是以新聞人身份。

　　十年過后，他心平氣和地回顧那段時光，還真感謝當時被動的“出局”。“一個小人物在風浪面前是沒有搏擊本錢的，盡快找一個安靜的避風港灣呆下來，是明智的選擇。”他說。

　　那次行政機構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個，新組建4個部委，3個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機構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中國各級黨政群機構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名——比1985年那次震動世界的百萬裁軍還多，是歷次機構改革精簡力度最大的一次。

　　然而，小人物的選擇和被選擇不僅可以給大時代作出貢獻和犧牲，大時代也為小人物提供了新的機會和位置。

　　十年中，很多人像薛劍一樣，不但找到了避風港，而且還重新啟航成為弄潮兒。

　　今天國人對機構改革的熱情，遠不如當年，薛劍們說起十年前的故事時，也多少有點“讓歷史告訴現在”的意味。

　　風雨欲來

　　一切是在整整十年前的那次“兩會”確定下來的。

　　那年“兩會”閉幕式，意氣風發的新總理豪情萬丈地說哪怕前面有地雷陣，有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盡管薛劍當時在為自己的前途擔憂，但聽完這席話，心里還是很感動的。

　　當年，外電曾評價改革闖進兩大雷區：一是國企改革，一是機構改革。

　　1998年的“兩會”期間，朱總理在人大湖南代表團對家鄉代表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干這件事！”

　　當時剛分配進北京某區紀委的王賢(化名)是和同事們擠在單位傳達室看完那場記者會的現場直播。“朱镕基的辦法是拆廟，和尚趕不走，我拆廟趕和尚。”王賢說。

　　總理一次性拆掉9座小廟，9個專業經濟部門一并撤銷或降格變成行業協會。此舉意味著按照計劃經濟模式設計的政府機構框架逐漸消解。

　　而精簡人員更是針對所有部委，其中難處可想而知，機構改革剝奪的不單純是部門利益、個人利益，還有集團利益。

　　實際上，對于利益的焦慮和博弈在上一年就已開始。

　　當年的報道說，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講話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國務院機構改革，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他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

　　1998年那次機構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但方案最終確定之前，各部委的官員紛紛向決策層陳情：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還不那么有力，還離不開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部長們在為各自部門的存在理由據理力爭，而作為普通辦事員的薛劍一開始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聽到這些傳言，我們同大多數年輕人覺得很遙遠，青春就是本錢，上面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怎么也落不到我的頭上。而那些從部隊轉業的處長，已靈敏嗅出風雨將來的味道，一位老處長對我說，看來這次真的要動真格的，得早作打算呀。”薛劍回憶。

　　而距薛劍所在大樓只有一箭之地的外交部，只有25歲的蔣琦(化名)則隱隱感到機會來了。“開始傳說了很久，只不過大家不知道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改。”蔣琦進入外交部一個業務司兩年多，自覺對機關工作不適應。機構改革也是換一種人生的機會。

　　薛劍說，機關工作，就是重復。工作內容、人際關系、辦公環境甚至思維模式都在重復。某些老機關，有些人二十來歲進去，六十來歲退休，幾十年來都在同一棟辦公樓上班，在同一個食堂吃飯，感冒了去同一個醫務室拿藥，只是隨著職務升遷，辦公室有所調換，辦公桌有所更新。

　　在其后浩浩湯湯的改革大勢中，一個迎流而上，一個則被裹挾而下，薛劍和蔣琦都告別了這樣的機關人生。

　　煎 熬

　　3月份“兩會”召開，已經正式決定國務院系統要精簡47%，但具體到各個部，如何分流裁員，還沒確定。

　　傳言隨之四起：一會說政法部門要加強，不會怎么裁員，裁掉的是經濟部門；一會又說只能一視同仁，都砍掉47%。

　　公允地說，人員精簡的決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現象確實嚴重。當時流行一段順口溜，說一個部委人員構成的狀況：“廳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媒體也紛紛為這次分流造勢，稱此次改革將從根本上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的怪圈，還有人從歷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講當年延安精兵簡政的偉大意義。

　　轉眼已是1998年夏天，幾十萬大軍集中在長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而大樓里則少人關心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都在等著分流的政策最后出臺。

　　等待，是備受煎熬的。國務院系統精簡47%已成定局，而具體到每個部門，如何精簡還在進一步博弈中。“兩會”后，大樓換了新部長，這一變化似乎有了緩兵不動的理由。

　　剛剛履新的部長和各位司局長都在觀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像開車一樣，踩住離合，看情況再打方向盤或提速。

　　新部長上任伊始，就在會上安慰大家，說政法部門不會像經濟部門那樣砍得狠，大家不要多慮，好好安心工作，組織也會對每一位干部負責到底。

　　分流的口號是，“讓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劍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體操作部門，但他們要考慮其他人的安排，還要操心自己命運。

　　大樓中的領導采取以靜制動的政策，別的部委精簡人員都相繼動起來了，那些被撤銷的部委，如紡織部、煤炭部、供銷總社，部長都沒有了，分流起來倒是干脆，相當一部分年青公務員去大學讀研究生，因為他們占了先機，所以在專業選擇上很理想。而大樓里則心存僥幸，以為分流的比例將比那些經濟部門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觀望。

　　煎熬的感覺讓薛劍痛苦不堪。“我們都疲憊了，心想：愛怎么著就怎么著，還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

　　但工作還得照常干，而且大家都表現得更加積極，連那些平時泡病假的人也每天嚴格遵守作息時間，希望避免成為分流名單上的人。而在往常，大伙兒爭著到各省特別是風景秀麗的地方出差，這時候萬一不在機關，會在分流中吃虧——這實則是一種杞人憂天的可笑想法。

　　不獨這棟大樓，現在財政部的中層干部當年的科員呂青(化名)說，傳出人員精簡的消息后，部里人心惶惶，基本小半年沒心思干活。“有關系有能力的人肯定留，那些只有關系或只有能力的人最緊張。”

　　其中一個部委的人回憶：找關系送禮的事情過去只有耳聞，當時則時有目睹。

　　從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蔣琦則將這場機構改革比作國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著什么，說不好聽一點，你下崗了。”

　　那場機構改革在國務院層面不但包括部委，還涉及意圖政企分開的很多央企。比如，國務院決定，解散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組建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在機構改革期間，仍負責管理原公司所屬企業，待組建企業集團之后，再實行政企分開)，該局為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局。改革方案，由中編辦和該局抓緊商定后，報國務院審批。

　　“經歷機構改革的感覺是非常震撼！覺得四周暗流涌動，而自己卻身無所依。”該公司的老干部鄭錫說，“我們的改革來臨得非常突然，總公司在兩會后被突然要求解散。”

　　鄭錫說，在最終的人員變動決定沒出來之前，籌建負責人家的門到晚上人多得推不開。當時在外面掛職下放鍛煉的干部嚇壞了，趕緊跑回來問情況。領導就說單位肯定還是要你們——下放鍛煉的干部多是廳局級——精簡很少能影響到這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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