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龐雜繁復的體系建構，唯有準確對接民生的“小”需求，有具體而微的切入點，才能確保搭建得穩固，才能順民意得民心，為下一步推進爭取好的環境。

　　昨天，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盤托出。在方案等待人民代表審議的這段時間，料民意也會對此高度關注。新華社發表通訊對改革重點做了三點概括，簡要來說就是：一，改善宏觀調控的質量；二，著眼于民；三，探索有機統一。

　　三個重點透露出，此次改革仍以行政權力的結構修繕和增強適應性為主；對分歧較多的，如“行政三分”、徹底遏制壟斷以及更大幅度部委裁撤等激進觀點似乎并未深言，有采取“中庸”之道逐步摸索的意味。步入改革深水區的關鍵一步，多一點務實與謹慎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公共服務等內容，固然是對以往機構改革簡單對應經濟需要的修正，但如果僅僅將眼光盯在所謂大部委的“大”字上，局限于權力如何收攏、分配的模式化思路，則上述三個重點仍難落實。相反，看起來龐雜繁復的體系建構，唯有準確對接民生的“小”需求，有具體而微的切入點，才能確保搭建得穩固，才能順民意得民心，為下一步推進爭取好的環境。

　　我們反思許多機構設置，實際都存在一個“重利(益)輕義(務)，重權(力)輕責(任)”現象。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很多體系內人士是備感委屈的。難道經濟發展不是民生？難道加強管理不是公共服務？——— 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政府部門總感覺被丑化被妖魔化。這種體驗錯覺主要與其運作機制有關。目前，我國行政滲入社會生活的機制仍是主動性的，這和經濟發展前期的“拉動”思路有關。但是，這種主動性會蔓延為一種控制，一種束縛甚至是剝奪(當然剝奪也常常講得出一大套道理)的沖動。在缺乏制衡的情形下，再小的權力、再負責任的管理者，都無法真正自省和反制這種沖動。可以說，這種“逾越”的動能，并不以部委大小或權責范疇為邊界，而只受制于它的對抗力——— 也就是千差萬別的社會個體。如果個人和企業“能力”不同，他們必定成為得失有別的相對者，也必定千方百計從各種渠道收集和交換這些“對抗的能力”。

　　那么“制約”能夠單一以法律形成嗎？恐怕不行。法律途徑對公民和企業個體來說，很多時候太不經濟太不簡便，甚至不如收買權力——— 行政劃分的不同只是決定他們收買次數和對象的差別，但不能改變受制于人的根本現實，這也是未來多個大部委還將面對的問題。如果不賦予社會更多更實在的知情權、監督權和“罷免”權，讓小市民像選秀節目中的評委一樣，可以參與大部委的淘汰與評定，那么，行政機構的“主動性”就不會退縮，權力膨脹的欲望也很難遏制。

　　由此看來，國務院機構究竟是40部委好，28部委好，還是19部委好，并不是關鍵問題，起碼不是普通百姓和企業關注的問題。盡管科學的行政體系設置更經濟也更公平，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大課題，但起碼就目前來說，“利國利民”的影響并不體現在何時推出以及推出多“大”的部委上，這些部委觸及個人和企業的神經末梢如何運作，才是現在的關鍵。在這點上，我們對全面推進信息公開、增強新聞監督、破除行業壟斷和增強公務員競爭機制的期待，或許更加明確和迫切。(劉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