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日前通過《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并同意將后者提交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這表明，在十七大就“大部制”改革達成方向共識的基礎上，此項改革的具體實施再獲認可。

　　全會公報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在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等方面邁出重要步伐”。無疑，“大部制”改革將成為加快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

　　審視中國傳統與現實后應當承認：一段時期以來，遏制行政權力過于集中強大，一直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成因。與之相伴的僵化繁冗的體制之弊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對象，絕大部分深積和附著于行政機構。此消才能彼長，沒有行政權力的謙抑，就難有司法權、公民權和市民社會的營養發育。因此，談政治體制改革，必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開始。

　　事實上，二中全會公報已經蘊藏著“三段論”的行動邏輯：在堅持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切實保證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第一層次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第二層次上，“大部門體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推導而出的結論有理由使人們相信，在執政黨的行動路線圖上，“大部制”改革是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路標或者至少是一個環節。

　　“大部制”改革的成敗，系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難點有四：部門整合、機制磨合、人員分流、運行監督。其中，部門整合引起的權力“洗牌”，格局重塑，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文明政風，滌蕩“官場潛規則”。機制磨合中，突出的矛盾將是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大部制”的前提是“小政府、大社會”，這有賴于寬松的政治生態來培育市場、發育社會組織。人員分流本來不是難題，但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能者上、庸者下”的正義規則可能在實際中淪為“劣幣驅逐良幣”的暗流；而如果創業環境多艱，也會讓那些無力做好公仆、有心“下海經商”的現任公務員們，心生畏懼而不愿離開。

　　運行監督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此前“各部林立”時，行政權力已經過強，而權力分散和利益分割造成的“板結”狀態，客觀上發揮了互相制衡的作用。“大部制”的到來，部門合并造成的“強強聯合”，是否會在權力高地上再堆起一個更高更強大的“超級行政部門”？對此，有人擔心，屆時“關鍵大部”很強很龐大，一旦管治不善，不僅一如現在個別部門般對下漠視民意，甚至對上也會自視“坐大”。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使“大部”強而不驕恃、寬而不包攬、合而有制衡，把“大部門”的“喜嬰”順利地捧現給國人，并照看其健康成長、為民效力，必須以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推進，作為助產士和監護人。

　　30年改革至今，如二中全會公報所言，“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相比，我國政治體制還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事實上，作為推行“大部制”改革原因的某些現有問題，不僅是行政之弊，更是權力之弊，不過它集中體現于行政領域而已。“大部制”改革不是全部。我們的手放在構建“大部制”改革上，我們的腳要隨著政治體制改革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