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上海2月26日電 題：名流寄望兩會：周瑞金再論思想解放 堅持改革不動搖

　　記者 孫宇挺 許曉青

　　十七年前的春天，正當中國改革處于徘徊之際，“皇甫平”在上海灘上吹響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號角。

　　當中國改革步入而立，作為“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與撰稿者，當年解放日報副總編周瑞金，兩會前夕在上海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再談改革時表示，中國改革還處于拐點，堅持改革不可動搖。

　　從不愿再提“皇甫平”到《改革不可動搖》

　　雖然在二00三年周瑞金曾對某媒體表示，“不愿意再提‘皇甫平’。”言語間透露出一種淡忘。但二00六年，“皇甫平”又一次攜《改革不可動搖》重出“江湖”，再度引人矚目。

　　周瑞金說，原本認為關于改革的有關爭論已經(jīng)解決了，所以覺得皇甫平“恍如隔世”不必再提。但沒有想到，二00四年又開始了關于改革的“第三場大爭論”。這場郎咸平發(fā)動的大爭論，抓住了中國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教育、住房、醫(yī)療等問題大做文章，認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是失敗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瑞金冷靜地觀察了近兩年，到了二00六年一月才出來講話。周瑞金說，當時中國一些主流經(jīng)濟學家被認作是利益集團代表，在這場爭論中處于被動挨打、無力還手的境地。這個時候，他感到非要出來講話不可，所以就有了《改革不可動搖》。

　　在《改》一文中，周瑞金并沒有回避改革遇到的問題，他說，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解決。

　　周瑞金說，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但并不意味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有問題，反而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引發(fā)的問題。這種不徹底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沒有得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特別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沒有跟上。

　　周解釋說，政府的職能沒有轉變，還在注重抓招商引資，沒有轉變成為公共服務的主體。而改革到現(xiàn)在產生這么多問題原因在于，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產生了變化。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私人物品的供給問題，就是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溫飽問題。進入新世紀以后，這個問題已經(jīng)基本獲得解決，人民群眾卻對公共品的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對國民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社會就業(yè)、民主權利、司法公正、信息對稱、分配公平、環(huán)境保護、懲治腐敗等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周瑞金這樣解釋。

　　“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的政府還沒有思想準備，還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在抓招商引資和抓GDP，與開發(fā)商打得火熱，而沒有作為社會公共服務主體，切實向廣大民眾公平公正地提供社會公共品。結果，中國的社會出現(xiàn)了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周瑞金說。

　　改革的三場大爭論和兩個階段

　　“圍繞改革，在這第三場大爭論前，中國還曾出現(xiàn)兩次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問題展開；第二次爭論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圍繞建立市場經(jīng)濟體制展開。”周瑞金如是介紹。

　　在周瑞金眼中，中國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段。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十一年間，那是自下而上帶有理想主義的改革，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束縛，開啟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涌現(xiàn)了新事物、新探討。

　　經(jīng)過一段徘徊，從一九九二年開始進入到新一輪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為主要目標的改革，到目前這一段改革，基本上是以利益調整作為主要目標，自上而下地圍繞經(jīng)濟體制展開。“應當說這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經(jīng)濟發(fā)展也取得重大成果。”周瑞金說。

　　“這兩個階段的改革都發(fā)端于兩次思想解放，兩次思想解放又都是鄧小平推動和主導的。”周瑞金說，“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標準討論，當時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開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一腔，但作為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真正標志的，則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如果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從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迷信中解放出來。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則是從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周瑞金說。

　　正如大眾所知，第二次解放思想運動發(fā)端于四篇“皇甫平”文章，以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為主要標志，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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