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類型人民調解組織紛紛涌現，人民調解員素質不斷提高，人民調解范圍日益拓寬……人民調解已漸漸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

　　來自司法部的信息顯示，全國人民調解組織每年平均調解大量的民間糾紛，其中列入統計的疑難復雜民間糾紛達600余萬件，平均相當于全國人民法院一審民事受案數的2倍左右，成為深受人民群眾歡迎的解決矛盾糾紛的方式，被國外譽為“東方經驗”、“東方一枝花”。

　　然而，目前我國的憲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對人民調解雖有明確規定，但較為籠統、原則，缺少對調解范圍、調解程序、調解書效力等內容的明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可操作性較差。現有法律法規中有關調解規定的分散性，也影響了社會公眾對調解的系統認識和全面了解，導致這一方式未能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值得欣喜的是，記者今天從司法部獲悉，人民調解法已進入立法程序，去年年底前，司法部已向國務院法制辦呈交人民調解法草案，一部專門的人民調解法呼之欲出。

　　調解糾紛范圍廣泛立法時機成熟

　　人民調解立法工作的啟動要追溯到13年前。

　　1995年，司法部根據八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提議，開始了人民調解工作立法的準備工作。從八屆人大開始，每年全國人大代表都提出加強人民調解工作的立法議案，全國政協兩次組織人民調解法的立法調研。

　　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約束力也作出了相關解釋。200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約束力：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當事人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協議。

　　與此同時，司法部出臺了《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青海、陜西、安徽、湖北、重慶、寧夏等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頒布了《人民調解工作條例》，對人民調解法的立法起到了指引和鋪墊作用。

　　目前，全國村(居)民委員會、鄉鎮街道已基本建立健全人民調解委員會，企事業單位和區域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有了新的發展，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了面向社會服務的職業化、專業化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人民調解員隊伍素質明顯提高，一大批律師、法學工作者、專業技術人員和離退休的法官、檢察官擔任人民調解員，充實人民調解隊伍。許多地方實行了首席調解員制度、考試考核持證上崗制度；一大批人民調解員當選為人民陪審員。

　　調解糾紛的范圍更為廣泛，涉及到公民與公民、公民與法人、公民與其他社會組織和法人與法人之間的有關人身和財產權益糾紛，有的地方調解組織還調解了輕微刑事糾紛、刑事自訴糾紛和刑事附帶民事糾紛。

　　各地工作機制不斷創新，實現了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銜接配合，成為法院受理簡單民事糾紛的前置程序，并參與了訴訟調解和執行。

　　人民調解工作的實踐發展，表明了人民調解立法時機的成熟。

　　民間調解統一納入人民調解范疇

　　目前，人民調解僅指依法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但是實踐的發展，已經遠遠突破了傳統人民調解定義的束縛，組織上也已經突破了單純群眾自治組織的局限性。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新興的調解組織和形式，不僅有村居調委會、鄉鎮街道調委會、企事業單位調委會，大型集貿市場調委會、行政接邊地區調委會、房地產糾紛調委會、消費者協會調委會等紛紛涌現。有的地方還探索在公安派出所、人民法院和社區服務窗口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人民調解法將科學界定人民調解的概念與性質，將仲裁之外的上述民間調解統一納入人民調解范疇。”司法部有關負責人解釋說，上述調解組織是適應新形勢，為及時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糾紛應運而生的，他們雖然不是自治組織，但在組織形式、調解方法等方面與人民調解并無區別，是人民調解制度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

　　在村居、鄉鎮街道、企業事業單位、集貿市場調解組織基礎上，把帶有行業特點的專業化、職業化的調解組織，如經濟糾紛調解委員會、消費糾紛調解委員會、房地產、建筑糾紛調解委員會、家事糾紛調解委員會以及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糾紛調解委員會統一到人民調解范疇，不僅有利于我國民間調解制度的統一、規范，而且有利于發揮民間調解的整體功能與作用。

　　此次立法還將同時考慮對不同形式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在設立條件、人員組成、管理模式、內部制度等方面分別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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