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與攤販發生矛盾、產生沖突由來已久，結果大多兩敗俱傷——城管隊員遭遇暴力抗法，攤販呢則面臨治安處罰。有人戲稱城管與攤販是“貓鼠關系”。從2007年5月起，北京市城管部門探索“疏堵結合”的柔性治理模式，對游商游販擺攤由管理、管制為主轉為疏導、服務為主，由“強硬執法”轉為柔性執法，既規范了城市管理，又兼顧了游商游販的利益，還滿足了市民的生活，城管的親和力也顯著提升(2月13日《人民日報》)。從過去的“野蠻執法”到如今的“柔性執法”，北京市城管局推行的這些舉措，的確給城市管理帶來了一股清風。但筆者以為，對“柔性執法”這種創新行為，不能期望過高。

　　理性審視北京城市“柔性執法”的具體舉措，不難發現都是程序意義上，而非實體上的進步。因為“柔性執法”的理念仍然是嚴格管制，工作目標仍然是通過管制來達到徹底取締攤販的目的，從而營造城市的秩序。可以肯定的是，在沒有承認路邊擺攤和管治攤販同樣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之下，當城管和小販不能合法共處、仍然處于水火不容境地的時候，不管執法被涂抹上諸如程序正義和文明執法等怎樣濃重的道德油彩，也難以防止城管執法的“暴力升級”，當“程序文明”和“實體文明”分屬兩個不同的價值維度時，“程序文明”并無助于“實體文明”。一個城市決策者對小商小販的寬容度以及尊重度，很大程度上與城管執法的難度呈反比。可以相象，一個杜絕小商小販存在的城市和一個把小商小販當成寶的城市，即便是在執法的“程序文明”上相差無幾，執法的效果以及執法的目標都會有著天壤之別。

　　建設和諧城管，不能止于“柔性執法”。不少城市的經驗表明，執法理念決定執法方式的選擇，執法方式的取舍直接關系著執法目的的實現。從現實情況來看，仍然有很多下崗工人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等待就業，自然就應多考慮增加就業機會，就需要我們轉變城市管理的理念,變“市容優先”為“民生優先”。在政府的城管決策過程中，要讓政策的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使城管決策科學化、透明化、人性化，不能光由市政管理當局一方說了算。在城市管理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文明執法，多運用經濟手段而不是強制性手段管理市容。同時，要加強對小商販的教育,對其在從業期間應遵守的規則進行培訓，起碼應讓他們知道遵守市容管理法規、維護市容環境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只有讓攤販認同、融入城市，與城市建立共存共榮的血脈關聯，建設和諧城管的目標才能實現，否則，沖突和矛盾將會伴隨著城市管理始終。 (楊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