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報道，介紹去年5月北京市城市執法局實行城管隊員不得酒后執法、著便服執法、粗暴野蠻執法、不開票據執法、使用協管員單獨執法等五條“執法禁令”，同時對游商游販擺攤設點不再單純依靠罰款處置，代之以推行“提示、告誡、約見、建議、回訪、披露”等六項柔性執法新政以來，北京城管工作出現的新變化。在游商游販短期內不可能退出城市的前提下，北京正在探索“疏堵結合”的柔性治理模式，努力做到既依法規范城市管理，又兼顧游商游販的利益，滿足市民的生活。

　　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北京的城管執法部門和以游商游販為主的管理相對人之間，一度存在著尖銳的沖突。認真分析起來，這里面既有管理局面復雜、管理難度太大的原因，也有城管部門過分追求“除惡務盡”的執法效果，一味倚重“強硬執法”手段，客觀上使得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的原因�，F在，北京市城管執法部門由追求“除惡務盡”轉為承認并尊重游商游販在城市的存在，由管理、管制為主轉為疏導、服務為主，由“強硬執法”轉為柔性執法，使執法者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矛盾大為緩解。再聯系到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周伯華去年9月表示，正在研究針對城市游商游販的新的管理制度，基本的精神是不再一律封殺，而可以在經營地點、經營時間、經營項目上進行管理，以及上海、重慶、南京等城市開始探索“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的地方政策，可以看到，在對待游商游販擺攤設點的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城市擯棄了“強硬執法崇拜”，更新了執法觀念和管理理念，體現出了難能可貴的行政理性和政治智慧。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其走向令人欣慰，發人深省。

　　城管部門對游商游販不再嚴加打壓、一律封殺，而是采取人性化的柔性管理措施，主動為他們提供服務，解決困難，說明城市管理者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和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游商游販的存在既可能影響城市的形象，破壞城市嚴整的“現代性”，同時也維系著部分弱勢人群的生存與發展機會，面對這一對深刻的矛盾，城市不能簡單地“保甲舍乙”或“保乙舍甲”，而應當努力在兩者之間達成適當的動態平衡。當下之計，城市社會經濟生活應當允許游商游販占有一定的空間與比重，甚至可以說，在一些民生欠佳的地方，游商游販謀生的權利應當比城市的“現代性”更重要。

　　中國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由于受到文化水平、職業技能、資金等條件的限制，一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民和一些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在一定時間段里，難免要選擇以游商游販的形式解決就業問題。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城市管理者如果堅持對他們一律封殺，其結果必然是，第一，封殺的速度只會趕不上游商游販“出生”的速度；第二，城市為封殺游商游販所支付的綜合成本(行政執法成本、社會沖突成本等)，將大大高于城市暫時獲得的“現代性”收益。反之，對游商游販施以柔性管理，不但可以將他們逐步引導進入固定的規劃區域，從而使游商游販的數量逐漸減少，而且，城市因為節約大量綜合成本而產生的實際收益，也將高于游商游販暫時給城市“現代性”造成的損失。城市對游商游販適度網開一面，非但不會是得不償失的“虧本買賣”，反而有助于促成城市、市民和游商游販三方的和諧共贏。

　　詩云：“投之以桃李，報之以瓊瑤”，城管柔性執法向管理相對人表達的寬容和善意，城市在對游商游販柔性管理上體現的行政理性和政治智慧，將令游商游販真切感受到城市的大度與溫情，并將感染和啟發社會其他成員，最終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價值取向。這，無疑將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