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暗號和線人“接頭”

　　張浩找到這兩處房產，其中一套居住人正是陸風的父母。張浩和兩位老人講明情況，老人通情達理，告訴張浩，容他們一段時間去租房。但另一套房產就遠沒有這么順利。

　　居住在另一套房子里的男子，自稱是陸風的債權人。陸風因欠債將這套房產抵押給他。張浩核實后發現這套房并沒有做抵押登記，于是給男子講道理，沒有抵押登記和合同，法院不能認定是抵押財產，只能作為可執行財產來拍賣。但男子情緒激動表示不離開。

　　張浩多次和男子溝通，并與樓盤物業方聯系，發布了騰房公告，15天后，張浩發現兩套房產全部騰空。這兩套房產經拍賣、補辦登記手續后共執行近110萬元，成為北京市首例成功的大額懸賞執行案。

　　對張浩來說，這起案件雖然意義重大，但難度并不算最大。“這種靜態現場還比較好處理，難處理的是動態現場。”張浩說。在北京市二中院公告懸賞的近30起案件中，他承辦了一半案件。王志軍庭長介紹，有一年大年三十，張浩為查一輛奔馳車的線索，在外面蹲守了一宿。

　　杜巖印象深刻的是另外一個案子的核實過程。“我們的法官去南方一個鎮上找線索人，線人先約在鎮政府門口見面，過一會兒又打電話變更到一個咖啡館，過一會兒又變成和我們用暗號會面。會面之后線人不愿意透露真實姓名，整個過程像是拍電影。”

　　“懸賞的方式是有一定風險的，公安部門也有懸賞通緝，但是懸賞通緝和懸賞執行最大的區別就是力度保障。懸賞執行是民事執行程序，必須要自愿，前期投入的費用、時間要申請人負擔，效果肯定不能和國家負擔通緝賞金相比。”王志軍說。

　　即使這個成功的案例，從核實線索到完成拍賣，也整整處理了一年。除了時間成本，還有人力和財力成本。王志軍算了一下，北京市二中院在4家報紙上發公告，僅公告費就花費10萬元，這筆錢是法院先墊付。大多數案件沒有執行成功，錢法院就會一直墊付下去。為提高執行效率，法院派專人專車承辦案件，天津、河北、江蘇、浙江，線索到哪里，核實就要落到哪里，但大部分線索都無法落實執行款。

　　保密是首要原則

　　當北京市二中院完成執行、預扣賞金的時候，李欣然已經忘記了這件事。爆料過去一年，法院沒和她提過賞金的事情，李欣然不再奢望拿到幾十萬元賞金。直到最后法院通知李欣然領賞金，她才又記起這事。法官張浩于是開玩笑問她：法院講誠信吧？

　　但直到李欣然把賞金領走，法官杜巖雖然和她多次聯系，始終沒弄清楚兩個問題。一個是，李欣然和被執行人陸風到底是什么關系；另一個是，李欣然是如何掌握到那條線索。“這些牽涉到線人保密原則，我們不去細究。”杜巖說。

　　“保密，是為了保護線人。保密是懸賞執行中最重要的操作守則。能提供真實線索，特別是有價值線索的線人，往往都是被執行人最親近和熟悉的人，他們因此能掌握被執行人的財產信息。但這樣的人一旦暴露，也很容易遭到報復。做好保密工作，我們有嚴格的操作程序。”庭長王志軍介紹。

　　操作程序中的第一條守則就是單線聯系。李欣然每次和法院聯系，都是與法官杜巖通話，她不知道具體承辦法官是誰。庭長王志軍開玩笑說，懸賞執行有點像影視劇里的特工情節，李欣然、杜巖、張浩、銀行之間都是單線聯系，甚至王志軍也不知道線人李欣然的真實資料。

　　第二條守則是流水操作。杜巖負責聯絡線索人，張浩是核實線索、處理可執行財產的承辦法官。收集線索與核實線索兩項內容要分工進行，不能由同一個人處理。

　　第三條守則是過問權限。核實線索的承辦法官不能過問線人的情況，而作為主管庭長，王志軍認為自己不具體操辦案件業務，也無權過問線人的真實資料。

　　因為一直沒音信，李欣然曾經擔心，房產執行之后，賞金是否會兌現。王志軍解釋，其實這種顧慮沒必要。

　　懸賞執行之前，法院在媒體上公布拒不執行人名單，會詢問申請執行人的意愿。自愿懸賞是懸賞執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如果申請人同意進行懸賞，要給法院簽署一份“承諾函”，寫明執行金額、范圍、賞金比例、數額。法院按照申請人的意愿，在媒體上發布懸賞公告，并指派專人承辦案件。法院在查實、拍賣可執行財產后，就會從執行完畢的財產中預扣賞金，通知線人領取。這就是懸賞執行的完整程序。

　　賞金繳稅嗎？

　　李欣然來領錢的時候，張浩第一次見到她，她興奮中有些緊張。張浩很理解，這和中彩票不一樣，李欣然畢竟是第一位領走高額懸賞金的人。這筆錢怎么定性、以什么程序領、領走之后有什么手續，她完全不知道。

　　“賞金需要繳稅嗎？幸虧李欣然沒問，否則還真不知道怎么答復好。目前我國法律上對這種收入沒作出詳細說明，賞金算經營收入列入納稅范圍嗎？我們現在也不能確定。”王志軍庭長坦承。

　　除了納稅，還有一些實踐中的問題不明確，比如，賞金比例是否應有上限。這起案件如果1.5億元全部執行成功，那么賞金將達到3000萬元，這會不會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應，王志軍希望法律給予界定。

　　陳桂明教授認為，被執行人長期下落不明或被執行人故意轉移、藏匿財產時，強制執行手段顯得蒼白無力。在這種情形下懸賞執行制度的出現，可以說是強制執行和調查權的一種延伸。這種制度讓社會力量成為法院執行力量的補充，可促進大部分案件得到執行。

　　但是，懸賞執行制度還是存在一定問題。申請執行人增加了大量負擔，其債權的實現還要額外負擔高額的懸賞金。因此這項制度現在只在試驗的階段，也不是所有案件的執行都適用這個制度。

　　西城區法院執行一庭庭長胡健非常贊同這種觀點。雖然從2004年起西城法院已推行懸賞執行，但他認為效果不好。懸賞執行只能是解決執行難問題的補充辦法。這種制度一是受限于提供線索的群眾面窄人少，二是懸賞執行的資金很難到位。胡健庭長認為，解決執行問題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完善的公民誠信體系，以及良好的社會風氣。

　　分析過懸賞執行的先期投入之后，北京市二中院執行庭王志軍庭長感到，這項制度只是針對當前執行難的一種全新嘗試，但不適宜作為長效機制。“公告費等成本太高，這些都要申請人負擔。中院管轄的案件申請人以企業為主，有時還難以承擔；基層法院管轄的申請人有些本身就是處境困難的個人，再負擔賞金和核實成本確實很困難。”

　　實踐者對于懸賞執行的擔憂還算溫和，一些法學研究人士則對這項制度提出更嚴厲的質疑。南京大學法學院張帆、陸藝提出，法院“懸賞執行”經費從當事人的執行標的中提成，這并未出現在國家制定法的正式文本中，沒有法律依據。

　　時評人陳隨有則擔心，一旦“懸賞”執行成為普遍，有可能增加法院的惰性，一些法院有可能通過暗示等方法，鼓勵執行申請人提出“懸賞”申請，通過向執行申請人轉嫁成本來達到執行目的。

　　王志軍庭長也發現，政策上允許當事人委托律師調查財產后，律師的參與和懸賞執行形成了制衡關系。律師有主觀能動性，申請人可以委托律師積極去調查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也就不必采取懸賞的方式。懸賞，本身就是、也應該只是促進執行效果方式中的一種。(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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