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下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今年6月，成都和重慶則獲批“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據報道，在第四個綜改試點圈定后，“申新”閘門即將關閉。未來兩三年內，國家原則上不再批準新的國家級試驗區。下一步要重點做好現有試點的推進工作，以及試驗到期后的總結及推廣。(《21世紀經濟報道》12月13日)

　　這些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被許多專家和媒體稱為“新特區”，所謂“新”，根據相關文件，就是從以往單純的“經濟特區”走向人與社會全面發展的“生態特區”。應該強調，推動中西部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等“新特區”建設的目標，不僅是成都、重慶、武漢、長沙的目標，也是全國各地的發展目標。在傳統觀念看來，不外乎是給予特殊優惠政策、特殊資金扶持和特殊的稅收傾斜。早先的“經濟特區”，現在已經普適化。而新“改革試驗區”的設立，會不會在同樣的起跑線上重新建起新的不對稱游戲規則呢？

　　在我看來，改革試驗區應積極淡化這種“特區”性質。我們知道，原有“經濟特區”的設立，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在當時，在經濟方面，由于資源、物質條件有限，必須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選擇區位優勢明顯區域；在政治方面，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是“摸著石頭過河”，應在“不爭論”的前提下，建立經濟轉軌的窗口，為全面推動改革做試驗。今天，建立生態特區，推動中西部發展，這已經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沒有什么爭論可言。相反，要求在政策上對每個行政區一視同仁的呼聲越來越高。

　　“特區”所存在的這種特殊歷史背景已經不復存在。我很贊成學者趙誠的看法：“如有落后地區需要照顧，應當尋求在憲法框架內，設立地區平衡條款。不宜沿著‘中央的政策傾斜’這種計劃體制的慣性走。”不管是西部大開發，還是中部崛起，最終的目的是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這本質是一種均衡發展戰略。正因為如此，這種均衡戰略不能再以非均衡的“特區效應”來達到目的，否則，只會造成新的區域發展不均衡。

　　在產業發展理論上，相對于均衡發展戰略，特區經濟理論一直都是一種次優選擇。現在，如果將改革試驗區定位為“新特區”，那么，這種“新特區”的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但是，這種擴散效應，卻很可能會被特區所產生的“空吸效應”和“回程效應”所抵消，當周邊所有的資源都往特區跑，什么都優先供應、特殊照顧，這樣的新特區，最終將傷害周邊城鎮。在北京周邊，有一個“環京津貧困帶”，“歐洲的城市”與“非洲的農村”同時出現在半徑100公里的區域內。這何嘗不是對北京特殊照顧的結果？

　　在實施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的過程中，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這是應該的，但與“特區”存在的超國民待遇有著本質區別。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平等、無歧視原則。而特區，往往卻意味著特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現在，正是國家為區域競爭創造公平、公正環境的時候，對于這些新的改革試驗區，淡化其“特區”性應是國家政策題中之義。(彭興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