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起，廣東省東莞市將在全市范圍內禁止養豬。根據有關安排，從現在起到12月15日，對暫緩清理的養豬場進行核查，實行統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對所有非暫緩清理的養豬場進行徹底清理；明年年底之前，對包括暫緩清理在內的所有養豬場進行全面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圍內停止所有生豬養殖活動，仍進行生豬養殖活動的場所“發現一個、清理一個、查處一個”(12月6日《南方都市報》)。

　　對于禁止養豬的理由，東莞市政府方面給出的解釋主要有兩點：一是飼養生豬已經不合算；二是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據有關人士聲稱，目前東莞現有75萬頭生豬帶來的污染排放量，相當于450萬人口的污染排放量，要新建一座日處理132萬噸的污水處理廠，才能有效凈化處理。從這些理由當中，我們或許不難發現，東莞市政府出臺這種全面禁豬令的確不乏成本核算的行政理性，但這些所謂的理由，卻并不能經受起合法性、合理性的雙重拷問。

　　首先，政府全面禁止養豬不具有現實合理性。毋庸否認，養豬確實存在環境污染，但這種污染其實更多是一種容易降解與治理的自然性污染，只要相關管理措施科學、得當與到位，這種污染大多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而且，像東莞這種工業型城市，工業污染其實才是其最為主要的污染源，養豬污染所占的比重其實十分之小。在如此現實格局下，如果政府不集中精力去抓工業污染治理的主要矛盾，反而大張旗鼓地去抓養豬污染治理的次要矛盾，那么不僅容易給人一種舍本逐末的感覺，更是難免給人一種政府刻意轉移環境污染、以犧牲農業發展換取工業發展的嫌疑。如此以來，今后不僅會有許多人難以再依靠養殖來獲得和增加收入，而且只怕逐漸連肉也難吃上了。

　　其次，政府全面禁止養豬缺乏合法性基礎。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任何一種政府行政行為都必須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則和法律程序；尤其是在行政許可法頒布實施后，政府行政行為更是不得隨意而為。然而，從我國現有的各種法律法規來看，不僅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對百姓的養豬行為進行限制與禁止；而且《國務院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更是明確規定：各城市要在郊區縣建立大型生豬養殖場，保持必要的養豬規模和豬肉自給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農村建設或整治環境為由禁止和限制生豬飼養。也就是說，東莞市政府這種全面禁止養豬的行為，不僅直接違背了“法無明文規定不可行”的公權運行規則，違背了行政許可法的相關規定，而且也是在以一紙單方面的地方行政命令直接對抗更高法律效力的國務院法規。而這其實正是這種政府全面禁止養豬行為最讓人難以接受的一個地方。

　　同時，從媒體報道的相關內容來看，東莞市政府出臺這種全面禁止養豬的禁令，不僅沒有經過充分的調研與反復的論證，也沒有廣泛、深入聽取包括養豬戶在內的社會民意，沒有給出一個相對詳細的補償標準和安排，其更多依據的儼然是一些政府部門及其領導個人的意見。而這就不僅直接違背了十七大報告強調提出的“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學行政”的要求，更是違背了公共行政決策的一些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從而也就難免讓社會各界異議不斷。

　　應該承認，隨著城市發展的日益規范化、精確化，各個城市政府對于自身產業的定位肯定會各有不同。但任何一種政府公共行政行為，都不能為了某些價值目標的實現而違背基本的法治原則、精神與程序。實際上，在豬肉價格依然持續上漲的社會背景下，養豬行業需要的并不是簡單采取行政干預手段一禁了之；相反，其相對更為需要的，應該是采取更為積極、全面的措施，進一步改進與完善相關的執法監管標準，進一步促進養豬產業的規劃化和科學化，從而更多實現城市環保、社會民生與產業發展的共贏。(阮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