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 郭新磊

　　2007年9月5日，經過兩年多的周密籌備，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史展覽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正式開展，從人民檢察的創建，到現代檢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一張張銘記歷史的畫卷，展現著人民檢察在新中國從無到有的每一步。

　　2007年9月13日，每一代檢察人為中國法治建設留下的印記——200多件實物、8000余幅照片、200多件歷史文獻史料復制件穿越時空，匯聚一堂，組成中國第一個檢察專題博物館。

　　“2007年是現代檢察制度在中國實行100周年，2008年將是人民檢察院恢復重建30周年。”一位相關人士對記者說，人民檢察博物館的落成，無論是對現代檢察制度在中國的誕生，還是對人民檢察院的恢復重建，都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紀念。

　　在戰火硝煙中誕生，歷經70載血與火的考驗，中國人民檢察伴隨著新中國的發展而逐漸完善、成熟，期間的艱辛與波折，已經難以言述。正是這個檢察專題博物館，濃縮出人民檢察70多年經歷的風雨滄桑。

　　一扇大門與第一代檢察官

　　有別于光彩亮麗的大廳，在人民檢察博物館“和諧苑”主樓二樓陽光大廳的正面墻上，鑲嵌著一扇樸實的大門。沒有名匠雕琢、沒有刻花染色，但沒有人對它的樸素指指點點，更沒有人敢對這300多年歷史的大門進行經濟價值衡量。因為在大門之后，是中國的人民檢察，是中國的法治建設，是令人肅然起敬的風雨滄桑檢察路。

　　它被定為“中國人民檢察第一門”！

　　“叔衡才調質且華，獨辟蹊徑無纖瑕；臨危一劍不返顧，衣冠何日葬梅花。”蒼涼的詩句帶著謝覺哉對老友的悼念，推開了這扇見證了人民檢察成長初期的“第一門”。

　　這是70多年前的一幕：古舊的客家宗廳，在呼嘯的寒風中顯得異常孤寂。只有從窗戶透出的昏黃燈光才顯出冬夜中的一點生機。

　　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正在搖曳的燈光下梳理著各種案件。

　　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謝家祠堂召開，成立了神州大地上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而伴隨著新政府一系列的工作，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也隨之誕生，何叔衡即擔任首任部長。

　　作為紅色政權下的檢察部門，也是新中國檢察院的雛形，它在當時的任務非常明確：監督各級蘇維埃機關站在雇農貧農的立場上，去沒收、分配土地；監督各級蘇維埃機關執行蘇維埃政綱、政策的情況；監督蘇維埃機關執行蘇維埃經濟政策的情況；向該級執行委員會建議撤換或處罰國家機關與國家企業的工作人員；向法院報告行賄、貪污、浪費等行為，以便法院實施法律制裁。

　　“從這些具體任務看，當時的工農檢察部，有點類似于現在的監察部。”一位檢察院的檢察官在看過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的人民檢察史說。

　　但這個開創司法檢察的部門，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卻在何叔衡及第一代檢察官的努力下，一步步走向現代的人民檢察院。

　　在當時，工農檢察部可謂是一個大部，總共有七八十名干部，經常奔波在各地，檢查、查處各種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失職瀆職行為。1932年9月，工農檢察部更是設立了控告局，負責“接受工農勞苦群眾對蘇維埃機關或國家經濟機關的控告和調查控告的事實”。隨后，一系列的反貪案件，一批批貪污分子無處遁形：被檢舉揭發的貪污分子有42人，包括會計科長科員、財政處長、廠長等，共查處貪污款項計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個，涉案級別最高的領導干部，當屬江西于都縣委書記劉洪清、縣蘇維埃主席熊仙璧。

　　此外，工農檢察部對下面法院及裁決部門報批的各種案件進行嚴格的審核：1932年5月，瑞金縣上報一個案件，基層法院判處罪犯朱多坤死刑。作為第一任檢察部長，何叔衡認真審閱，作出批示：朱多坤判死刑不能批準，朱多坤由槍斃改為監禁兩年。根據口供和判決書所列舉的事實……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1932年7月，檢察部在對江西省蘇裁判部省字第二號關于溫某、余某等六犯判決的批示中，以證據不足為由，對判決結果提出質疑，明確需要重新審理……

　　1933年4月，工農檢察部終于由各部局共用的葉坪謝氏祠堂搬出，來到沙洲壩村老茶亭的楊氏宗廳，在“人民檢察第一門”的見證下步履艱難地前行。

　　1933年底，何叔衡受到錯誤批判，被撤銷了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職務。兩年后，這位紅色政權下的首任“檢察長”帶著未了心愿，沙場捐軀。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后，中央工農檢察部更改為中央檢察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項英兼任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

　　此后在蘇維埃共和國期間里，在中央檢察委員會以及各級審判機關、檢察員的努力下，整個政府法治化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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