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年輕人有一個非常聞名的稱呼：“垮掉的一代”，他們消解責任，無視集體，反對理性，縱情聲色。近年來，在中國有一種聲調時起時伏，“80后”也是“垮掉的一代”，他們在傳統的目光中顯得另類而張揚，崇尚以自我為中心，不喜歡循規蹈矩，凡事持懷疑態度，反叛傳統價值觀。

　　“我要用自己的行動證實。‘80后’并非利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80后’的一代是值得信賴的！”高明是這樣說的，事實證明，他也是這樣做的。

　　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每個年代的人，當他們開始在時代舞臺上嶄露頭角時，總是備受重視。高明的經歷，官方高層關注，媒體廣泛報道，社會各界熱議。因此，高明會成為一個符號，而這個符號所蘊涵的深意，給“80后”青年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與“個性特征”。

　　就時代印記而言，以高明為代表的“80后”青年，他們成長在中國經濟建設速度最快、社會結構轉型最為激烈、科學技術發展最為迅速、人們思想觀念最為解放、價值觀也最為多元化的時期。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洪流，洶涌澎湃的市場經濟大潮，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構成了他們成長與發展的社會大背景。視野開闊、個性張揚、追求功利、自我中心、價值多元、享樂主義、叛逆孤傲等成為他們的代名詞。

　　就個性特征而言，“男兒意氣，無關富貴”，這一用語更趨向于個人價值的顯現和選擇，主張個性獨立、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無關富貴，則把高明參軍非功利性表達得簡約而完美。

　　在常人看來，休學參軍，這是一個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選擇，延誤學業，耽誤掙錢，一個字：傻！然而，高明的回答似乎平淡無奇：“只是想來”。

　　于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很多人習慣于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認識和思考問題，諸如“雷鋒很傻”、“張華救老農不值”，現在又有人提出“高明休學參軍劃不來”，更有甚者，竟然提出“高明參軍，沒有功利性，除非他有病”等怪論。

　　其實，高明現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

　　從環境因素來看，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改變人。高明就讀北大，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文化氛圍，給高明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北大人一貫的光榮傳統。高明說：“北大自建校之始，興亡感與責任意識便成為一種自覺而內在的承擔，這種興亡感與責任意識促使每一名北大學子奮進。”正是這種意識讓他選擇了做一名義務兵。他豐富的知識、活躍的思維，還有大學生特有的朝氣，給部隊的政治教育、軍事訓練、管理工作、官兵關系等帶來了全新的活力。

　　同時，部隊生活也歷練了高明。他說，自己經常被周圍的士兵和干部感染著，使自己比入伍前有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在體能、意志、作風紀律、集體觀念、效率意識等方面受到了很大鍛煉”。

　　從自身因素來看，高明現象的出現，固然與北大、二炮部隊等外在環境因素的熏陶、培養和激勵有關，但更與高明自身內在素質分不開，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高明從小失去父親，家境不好，使他與其他“80后”青年相比，增加了一層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面對傳統價值，高明有反叛的一面，對部隊各種教育方式提出質疑和主張。而在世俗價值面前，他淡泊名利，“保持一顆平常心”。正如他身邊的同學們評說的，“高明不是一般的‘80后’”。

　　高明有著濃重的英雄主義情結和理想主義，張揚而不狂妄，淡泊而不失志，并且勇于為自己的理想努力奮斗。正是這些看似矛盾而又統一的個性特征，讓我們從高明身上看到了一個正在成長的真實“80后”群體，而少了一些政治背景和高深理論。

　　由此，透視“高明現象”，我們認為，在一個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時代里，以高明為代表的“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反而正逐漸走上時代的大舞臺，走向前臺，以責無旁貸的勇氣和能力，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的進步默默努力，不懈追求！

　　我們有些人喜歡以功利的角度和灰色的眼光來看待社會運行，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其實，高明是先進典型中的平凡形象，“我只是一個媒介”，希望“訴說自己的體悟，讓愿意參軍的大學生們了解這條道路”。但是，他又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北大和二炮作出了不平凡的業績，確實難能可貴，這是我們從高明事跡中獲得的最重要啟示。如果我們每個青年都能在不同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在個人價值實現上找到與時代主旋律的契合點，那么，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富強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就大有希望。

　　未來屬于青年，這是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的。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經歷過懷疑、探尋和思考的“80后”青年，將會最終走向成熟，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棟梁。

　　(作者王樹蔭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盧少求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