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上午，福州市公安局召開新聞發布會稱，涉嫌受賄、洗錢罪的原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日前因癌癥在美國紐約死亡。2002年5月22日，原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出逃美國。2003年4月2日,福州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洗錢罪對王振忠批準逮捕。(《海峽都市報》9月13日)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逮捕是刑事強制措施中最為嚴厲的一種，逮捕措施的作出，是依賴于對證據的審查和判斷。在犯罪嫌疑人仍然潛逃的情形下，檢察機關果斷對其作出批捕決定，對于案件的繼續偵查、對于最終將犯罪嫌疑人追捕歸案，都具有積極意義。

　　因此，盡管王振忠已逃往國外，但從被批準逮捕之日起，他的身份已變為“批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無論他逃到何時何地，法律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將始終高懸在他的頭上。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專案組在國際刑警組織、公安部、省公安廳的協調下，為追捕王振忠歸案，開展了大量工作”，在王振忠外逃5年之后、在檢察機關對其作出批捕決定4年之后，他最終還是客死異鄉，逃脫了法律的審判。

　　在筆者看來，為嚴厲打擊腐敗犯罪，對王振忠之流的“失蹤”貪官，不但可以在其尚未到案的情況下批準逮捕，還應該在其未到案的情況下提起公訴和判刑，即“缺席審判”。但我國目前法律中卻沒有刑事缺席判決規定，這就帶來如下弊端：其一，對于“失蹤”貪官檢察機關不能提起公訴，也無法啟動審判程序，使得潛逃的貪官逃避了法律的懲罰，有損于法律的威嚴；其二，我國已簽署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其中對締約國之間腐敗資產追回與返還的合作作了具體的規定。資產返還的前提條件是請求國已經作出過生效判決，由于我國沒有刑事缺席審判的制度，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無法與國際接軌，《公約》的規定就無法落實。

　　當然，缺席審判相對于“對席審判”而言，畢竟不是完整的訴訟，但完備之缺席判決的效力應等同于對席判決，它們在本質上并無二致。目前，還有許多外逃貪官在國外花天酒地、安享富貴，能將他們全部引渡回國受審當然更好，但因為法律上的重重障礙和冗長的程序，一時半會兒難以做到。賴昌星就是一個例子。這不僅給國家利益帶來巨大損失，也揭示出我國刑事訴訟缺失“缺席審判制度”的尷尬。怎樣發揮缺席審判在提升訴訟效率、打擊腐敗犯罪方面的功能，已成為我國司法界一個重要命題。(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