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立法保障慈善組織公信力

　　背景：8月中旬，湖北襄樊市總工會、市女企業家協會舉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學”活動中，襄樊5名受助大學生被取消繼續受助資格，原因是主辦方認為，5名受助人沒有按照市總工會的要求，主動給資助人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更沒有一句感謝的話，逐漸讓資助人寒心。

　　新京報：襄樊5名大學生被取消繼續受資助資格是不是表明，通過機構進行捐助仍然無法避免一些問題？

　　楊團：我認為該事件的真正問題是，捐助人和受助人雙方的心理落差太大———捐助人期望得到受助人的感謝，但受助人是幾個大學生，他們覺得搞好學業才是對捐助人最好的感謝，而寫感謝信有傷自尊。可見，大學生和小學生的心理是不同的。

　　另外，表面上看，22位女企業家是通過一個機構市總工會進行捐助的，但實際上市總工會不過起了一個牽線搭橋的作用，實際的捐助行為仍然是通過“個人對個人”的方式進行的。如果是一個慈善組織做項目，一是信息溝通會比較快，能較快地發現問題，二是能夠做做雙方的工作，填平心理落差。慈善組織是捐贈方和受助方的橋梁和紐帶，當然要發揮作用，例如可以對受助人的實際需要進行調查、對學習和生活情況進行了解，然后報告給捐助人，這樣，就完全可能避免上述的不良效果。

　　鄭功成：以當前的社會背景而論，慈善活動中的失范現象難以避免。即使是通過慈善機構，亦很難真正按照現代慈善事業的理念與運行機制來發展慈善事業。

　　新京報：即便通過基金會進行捐助可以避免很多問題，但是國內許多捐助人似乎不愿意將錢交給基金會，而更愿意直接交給受助人，主要原因是什么？此次慈善立法能對克服上述問題發揮多大作用？

　　楊團：出現上述現象一方面與中國的傳統有關，中國人已經習慣“個人對個人”的捐助方式；另一方面與現行的一些基金會資金管理不夠透明、工作不夠到位，從而得不到捐助人的信任有關。透明度對慈善組織而言是個大問題。我曾經講過，慈善組織做事情要像一個玻璃口袋，讓社會看得清清楚楚，這才能維護自己的公信力。此次慈善立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對慈善的組織、慈善的捐贈、慈善的信托等進行規范，因而有關慈善組織的透明度問題會被寫入《慈善法》的。

　　鄭功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整個慈善事業及其載體———慈善機構尚未充分發育起來，公信力不夠強，透明度不夠高；二是我國的慈善道德更多的仍是舊時代的施舍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

　　擬議中的《慈善法》，一方面通過對慈善機構的性質及運行做出相應的規范，對國家的監督管理職責及社會監督機制予以明確，來大幅提高慈善機構的公信度和透明度；另一方面，通過確立現代慈善事業必須尊重受助者人格的基本原則，來幫助人們樹立現代慈善意識與觀念，目的就是要推動我國古老的慈善事業向現代慈善事業的轉變。

　　新京報：要通過立法推動慈善事業的轉變、增強慈善組織的公信力，目前還面臨哪些障礙？

　　楊團：《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經完成，后來幾經修改，至今仍有許多根本性問題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識。比較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慈善的內涵和外延；一個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間的事業，還是政府也可參與其間的公共事業，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是實際問題，因為慈善是有資源的、有資產的、有利益的。

　　我個人認為，慈善應該主要靠民間，《慈善法》必須規范行政權力與慈善之間的關系，而且應該給慈善組織更大的生存空間，保護公民和非營利組織的權利。不過，現在出現爭議是好現象，說明問題正在觸及實質層面，經過爭論出臺的法律更具操作性、更容易得到執行，沒有經過爭論就出臺的法律反而容易流于形式。

　　鄭功成：《慈善法》的草案正在起草與完善之中，而且已被首次納入立法計劃，不過目前尚無一個明確的出臺時間表。問題不僅取決于慈善事業發展的本身，而且取決于其他主要社會保障法律的制定。因為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等基本社會保障法律未出臺之前，《慈善法》不可能先行出臺。值得期待的是，《社會保險法》有望今年年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社會救助法》預計明年可以提請下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上述兩部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出臺后，《慈善法》出臺的時機將趨向成熟。(張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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