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首都“首堵”問題，8月17日至20日,北京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進行“好運北京”環境交通測試。在此項措施實施之初，我就擔心，如果將其作為一種常態的“治堵”方式，會不會傷害私家車主的財產權？

　　財產權不僅僅是財產的所有權，還包括受益權、享受權、自由轉讓權等一束權利，單雙號限行會侵犯車主對私車的受益權。20日測試完后，我注意到北京市有關部門不斷公布單雙號限行帶來的種種好處，又是道路暢通了，又是空氣干凈了，又是出租車生意好了。不少媒體在報道中只傳播種種測試成功的信息，讓私家車主對著鏡頭說“我奉獻我快樂”，讓街頭百姓說出“期待限行常態化”的聲音，閉口不談對私家車主造成的不便。

　　北京的私家車雖然越來越多，但相比之下，私家車主畢竟還算輿論少數。那么，無車族會不會利用自身的多數優勢，力推單雙號限行的常態化，去傷害少數人的利益？

　　這種擔心并非多余。多數人暴力這種奢侈的“民主病”，一般較多地發生在民主過度的國度中。中國當下最多還是“少數人暴力”，但存在著激發多數人暴力的環境：市場與民主同時輸入中國，卻施惠于不同群體，市場讓少數先富者獲益，而民主讓貧困的大多數掌握了一定輿論話語權，于是就挑起了嫉妒和仇恨。前段時間兩起事件中就顯露出多數人暴力的跡象。一是在向富人開征遺產稅的問題上，某網站的投票顯示，認為“現階段有必要開征遺產稅”的人，占到67.74%；再就是湖南、浙江等地出臺政策以天價處罰富人超生，浙江就對一個超生的私營業主開出了101萬元的罰單，重罰迎來了輿論的熱烈歡呼——在我們的輿論中，富人身份好像就意味著罪惡，侵犯他們權益的事情，常能贏得大眾沒有原則的叫好，這就是多數人暴力。

　　這種語境中，如果讓買不起房的人投票決定任志強的命運，任志強很可能被投入獅籠中；讓大眾投票決定富人的財產，富人的財產很可能就被分光。而在此次單雙號限行中，從道路暢通到空氣變清，多重利好多數人受益，又有官方輿論曖昧的暗示和支持，這對無車的大多數是一種誘惑：這時候如果提起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的議程，很容易形成壓倒性的意見。在多數人的支持中，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很容易被剝奪，而且剝奪得冠冕堂皇。

　　讓人欣慰的是，此次民間輿論表現出了相當的理智和清醒。我注意到，各大網站的許多網友(應該還是無車族居多)，并沒有咄咄逼人、氣勢洶洶地向私家車主施加話語暴力，沒有順著某種曖昧的官方輿論，無條件地支持侵害私家車主利益的單雙號限行，而是非常理性地指出這種限行的弊端，認為解決擁堵的關鍵還是發展公交、地鐵等公共交通，解決空氣污染根本還在能源替代。評論者也表現了很可貴的理性，指出“出于對公民財產權的尊重，單雙號限行措施的常態化，顯然是一個不可能的選項”；“不要用‘堵’的辦法對付‘堵’”。與無車族聊天，并沒有從他們那里聽到對限行常態化的期待，而是說如果治路堵可以單雙號限行，那么解決人多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規定“單號出生的公民只能單數日上街，雙號出生的公民只能雙數日上街”。

　　真正對法律的尊重，不只表現在自己成為受害者時才依賴法律的救濟，更重要的是在處于某種道德或多數優勢時，能突破利用多數優勢的沖動，為處于劣勢和少數的受害者，尋求法律保護——此次單雙號限行問題上，公眾表現出這種可貴的理性。大多數人沒有為侵犯少數人利益而歡呼，而是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今天在單雙號限行上，你是那個站在多數人隊伍中歡呼的人，多數人暴力下，總有一天，你也會在某個問題上成為被剝奪和侵害的少數人。在權利問題上公民應有鮮明的原則，多數和少數不能在合法權利問題上對立起來，而應團結起來防范公權力的侵權沖動。

　　公眾的這種理性對有關部門是一種提醒，在制定諸如單雙號限行之類的措施時，要考慮少數人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