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但如今在很多用人單位，這卻成了勞動者的奢望。同一個單位，干同樣的活兒，聘用工和正式工、農民工和城鎮工、編制外和編制內，收入相差幾倍甚至會差出10倍。7月16日《人民日報》的一則報道顯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研的43家大型國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

　　按勞分配原則被改成按身份分配，這就是我國相當一部分用人單位的現狀，而且這種現象多存在于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也存在。實際上，國際勞工組織大會早在1951年就通過了同工同酬公約，我國1994年制訂的勞動法也規定了同工同酬的按勞分配制度，然而在我們的企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卻在按身份分配，這不能不說是政府的尷尬，不能不說是對法律的羞辱。當法律遭遇政府等強勢部門的執行困局時，誰還能保證法律不會變成“白條”？

　　有人說，勞動法雖然規定了同工同酬，但在具體的實施中還缺少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加之體制轉軌還不到位，法律法規不夠完善，還無法同工同酬。這或許是事實，但是連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都不執行法律的規定，那是只缺少可操作性的問題嗎？那只是體制和法律的問題嗎？不難發現，這其中主要還是缺乏執行力的問題。

　　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不僅規定，單位遲遲不給簽勞動合同將賠付雙倍工資，而且對同工同酬也作了明確的規定。本來這是好事，但是我們不得不“警惕勞動合同法遭遇執行困局”，因為如果政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力，如果政府不為勞動合同法保駕護航，那同工同酬可能還只是勞動者的一種夢想。

　　也許政府部門不愛聽這種話，一項法律還沒有實施，你怎么就“唱反調”呢？其實，筆者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第一、一些政府部門和中央級媒體都按身份分配，我們能指望勞動合同法一實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嗎？第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研的43家大型國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我們能指望勞動合同法一實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嗎？第三、目前同工同酬還沒有“一步取齊”的意思，因為怕降低高收入者收入影響穩定，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不符合崗位的實際價值，所謂按勞分配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我們能指望勞動合同法一實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嗎？

　　那么，為什么同工同酬遲遲不能變成現實呢？有人總愛說是體制和法律的問題，其實那是在為政府推卸責任。有些人特別愛說“與世界接軌”，凡是從百姓兜里掏錢就與國際接軌，如同工同酬要給弱勢者錢就不與世界接軌，誰能說政府沒有責任？凡“讓窮于富”的事情都能實現，如“讓富于窮”的事情則拖拖拉拉或干脆不為，誰能說政府沒有責任？政府的執行力本不該有選擇性，而現在一些政府的執行力卻偏向強勢富人，開發商想辦的事情能辦成，被拆遷戶想辦的事情就辦不成，誰能說政府沒有責任？(張魁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