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對話》現場首度回應“遭遇沙塵暴”事件，自稱形象雖“丑”并不冤

　　作為“環保公益日”的首倡者，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會長潘岳，在今年3月31日的長城腳下的一次“環保公益日”宣傳活動上，遭遇“沙塵暴”，而這一幕被在場的記者抓拍下來，連續發動三次“環保風暴”的潘岳宣傳環保遭遇“沙塵暴”，成為第二天的熱門新聞。

　　5月13日晚22：03，央視二套《對話》欄目主持人陳偉鴻把當時這張頗具戲劇性的照片帶到現場，調侃起前來做客的嘉賓潘岳。而潘岳首度對此做出回應：“那天非常巧，我帶著一批名人植樹就趕上了沙塵暴，網上就說這是大自然給環保局的報應，但也有朋友給我們喊冤，說沙塵暴不歸環保局管。我當時是有點感覺。”

　　主持人問他冤不冤，他笑著否認：“回來我覺得不冤的原因也是一個小轉變，很快的轉變，沒有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我覺得凡是參與環保的部門，不管哪一個部門，面對沙塵暴多次侵襲北京城的事實，我覺得沒有資格喊冤，不管哪一級官員都沒有資格喊冤。這是體制的弊病，比如說海洋的污染是海洋的部門管，治沙的是林業部門管，比方講誠實的污水、垃圾誰管，是建筑部門的。農村的污染誰管，是農業部門管。分成了好多塊。當然還包括我們水利部，上水下水的問題，這些體制的問題，我覺得不是在推卸這個責任，而是在加強合力，齊心協力地為我們的子孫萬代，為我們的社會有一個交待，去如何落實中央的科學發展觀，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責任的問題。”

　　他還對拍下這組照片的記者表示感謝，并要推薦為年度環境新聞獎：“我覺得應該感謝記者，這個記者發的這個照片，那么丑陋的形象照下來以后居然能喚醒國人，喚醒社會，面對我們的嚴峻的環境形式，我覺得應該受到獎勵。所以我作為環境記協的名譽主席準備在年底把這張照片推薦為環境新聞獎。如果它真能達到這個效果的話，我覺得再調侃兩句也是值得的。”

　　“世界工廠”立不住，潘岳《對話》現場嚴厲批評重化工發展方式

　　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名詞，在2007年1月10日，成為環保風暴的核心——“區域限批”。一旦宣布被執行“區域限批”，就意味著環保部門有權暫停這一企業或這一地區所有新建項目的審批。河北唐山市和山西呂梁市、貴州六盤水市、山東萊蕪市以及大唐國際、華能、華電、國電等四大電力集團出現在全國區域限匹的“首發名單”中。這是連續三年來，國家環保總局發起的第三次環保風暴，2005年對電力企業、2006年對化工行業，針對的都是單個企業，這次升格為對地市、大集團的整體治理。有媒體稱，這是比“風暴”更劇烈的“颶風行動”。

　　5月13日晚22：03，央視二套《對話》現場，“風暴”的發動者——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面對來自山西呂梁、山東萊蕪、河北唐山等三個“區域限批”地區的長官，稱原來自己在經濟部門工作，并非一個純粹的環保官員：“你們的想法我很多都是理解的，我為來環保局之前曾經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經過傳統工業化這么一個階段，中國是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只要有了錢，咱們什么事都好辦，什么矛盾都能解決，我就是這么想的，我還是世界工廠的最早的鼓吹者之一，我也寫了報告，成了世界工廠的最早鼓吹者。”

　　他接著說，之所以轉變觀點，認為“世界工廠”難以成立是因為：“大量數據表明了中國國情撐不住傳統的工業化的發展，因為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上撐不住。我們的人口，1958年建國以來增長了一倍，也就是說7億到了13億，我們的土地流失了一半，600多萬平方公里變成了300多萬平方公里。70%的江河水系都受到了污染，那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能源、資源，我們的資源再過若干年以后大部分都依賴進口。所以在這個前提下恐怕支撐不住，另外還有國際的壓力，現在國際有一些規則，都是為發達國家，有利于他而制訂的，什么綠色貿易壁壘等等的。他們這些對我們而言，只能是加大對我們的壓力，我們的生態成本和環境資本轉移不出去，我們又不能學帝國主義去搶，去打，去奪，不可能，所以我們轉移不出去。所以這種前提下先污染和后治理的路子恐怕走不通，就是我想走估計也走不通。”

　　潘岳提出目前的重化工發展思路走不通，要提前把環境保護作為重點來抓，提早解決：“發達國家人均達到八千美元的時候能夠回頭治理污染，我們走不到那個階段，不要說走到八千，三千都走不到，三千我們小康目標點，我們走到人均兩千美元的時候，也就是若干年之內，環境的危機和其他的問題加在一起提前地來到，我們就得提前用更大的成本來應對，去解決它”

　　潘岳《對話》現場回憶當年“忍無可忍” 稱被涮很無奈

　　5月13日晚22：03，央視二套《對話》演播現場，一貫果斷行事的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面對主持人陳偉鴻出示的一張照片，表示無奈，并回憶起當時的“被涮”的經歷：“這是我剛來環保總局半年的時候，是元旦，我借了一件軍大衣，在凌晨出發，到了山西、陜西、內蒙的交界，是三不管地帶，俗稱黑三角。我去的時候，那個地方白的山羊都是黑的，烏煙瘴氣，水也是臟的。我們去的時候看了很長時間，到了那個地方如同地下工作，拍了大量的照片，取了大量的物證。在第二天的上午就開始對現場排污的，大概40多家，關停了以后我通知三個省市的負責人來開會，三分之二沒來，三分之一來了。最后在那兒嚷嚷，嚷嚷的時候最大的震撼是什么，環保總局是部級單位，我們的執法隊伍居然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樣到一個縣里去環保執法，就取證，去刺探情況。說明我們環保的法令，有關的法規，和中央領導相關的指示，在底下的權威性到什么程度，讓我非常震撼。”

　　他接著用六個“忍無可忍”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我當時嚷嚷被照下來了，應該說忍無可忍，忍無可忍不是我個人忍無可忍，我覺得好像中國國情忍無可忍，我們的國情是什么呢？我們的能耗是發達國家的6-8倍，而我們的污染排放是發達國家的30倍，我們的勞動生產力是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我不是說跟發達國家比，因為他有他的歷史階段，但是我想說我們承受不了，我們中國的國情根本不可能忍耐得了這種重化工無序的擴張，而且我們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我們的健康問題，那么多人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同時環境糾紛05年達到0.1萬人次，環保投訴上訪每年30%在遞增。那么多人因為空氣的污染而得了呼吸道疾病。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的社會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已經忍無可忍，這就如同總理說的一句話，你們執法的時候一定要像鋼鐵一樣堅硬，不要像豆腐一樣軟弱，我覺得這就是忍無可忍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