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屆政府履新起就著手制定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4月24日終于出爐。無論是對比以往的信息屏蔽，還是寄望于未來，以政府規章的規格頒行《條例》，還是值得全社會予以充分贊許和期待的。

　　本屆政府履新之初，公開承諾要建設法治政府，2004年3月，還專門發布了以10年為期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制定并頒行《條例》，恰系推進“綱要”落實的基礎性具體步驟之一。

　　政府信息公開是法治政府的兩個前置條件之一。只有以此為前提，公民和其他社會法人才能從效果評價的角度，對政府是否依法行政從社會輿論層面進行打分和監督。

　　《聯合國反腐敗國際公約》對各成員國(中國也是成員國)的一項基本要求是建立“透明政府”。作為國際社會反行政腐敗的主要配套措施，公開政務信息被實踐證明具有普遍的效力。中國要樹立大國形象，理應不折不扣地履行所承擔的國際義務。這也是《條例》之所以能最終沖破各種“體制內阻力”而落地的國際背景。

　　某些機構和部分官員利用政務信息不公開假公濟私，以權設租。比如，上海市閘北區民政局福利科科長趙滬光，只是利用上海下放外省人員(上世紀60年代的歷史遺留問題)回滬申報戶口的政策條文和操作程序不公開，就索賄73萬元。還是這位小科長，利用民政撫恤政策不公開，敲詐申請撫恤對象的錢財。反過來，假如上述政策和程序是完全公開的，我不敢說，趙滬光這樣的腐敗小吏就能絕跡，至少這類人想尋租的空間會被大大壓縮。

　　習慣于暗箱操作政務的官員，并非都熱衷于大肆尋租。但中國是個典型的人情社會，即使辦事過程是清白的，卻有一個普遍的心態叫做“落個人情”。這是暗箱操作在中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基礎。

　　考慮到當下中國社會公民政治民主權利——參政議政的實際范圍、內容及形式，實現較高層次的政務信息的知情權，對多數社會成員而言還談不上是最迫切的。真正為社會大眾普遍關注、計較的政務信息主要包括：第一，公共衛生、環保、公共安全、災情預警、食品藥品安全等由政務壟斷的政務信息。在這方面欺上瞞下的典型案例有2005年發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第二，作為公共服務的教育、醫療、計生、交通以及作為公共產品的城鄉“水、電、氣、熱”等價格生成信息。譬如，在《條例》施行后，若要再次調高水價，有關部門就不能光停留于開個聽證會走個過場“秀”一把，而必須向民眾公開構成水價的全部成本，包括國有水務公司的運作成本。這是政務公開的最低要求，能做到嗎——哪怕打點折扣，我可不敢樂觀。

　　總之，要想使“公開條例”成為“公開慣例”，其道路也許仍曲折坎坷。(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