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信息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周漢華針對記者的提問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進行了全面解讀。

　　-信息公開進入立法時代

　　記：“根據條例第8條，行政機關公開政策信息，不得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政府機關以危害社會穩定的理由，拒絕公開信息？如何避免這樣的情況？

　　周：從根本原則上說，任何國家都不會為了信息公開而危害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信息公開應該是利大于弊的，如果將國家秘密都公開了顯然是得不償失。所以這一條的規定非常必要。不過，為了防止你擔心的這種情況，應該建立一系列的法規來完善這部條例，明確公開的內容以及不公開的程序。不能隨隨便便說不公開，找個理由就不公開了。應該說，要保障信息全面公開，是數部法律法規來共同完成的。而信息公開這部條例只是一個開始，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就像一張網，這只是一個網結。

　　-記者的采訪權不同于知情權

　　記：作為一個媒體記者，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條例實施后，只要是信息公開的內容，我的采訪不應該遭到政府部門的拒絕？

　　周：我只能說，媒體的采訪權和公民的知情權不同，媒體沒有特權。這部條例規定的內容還是以保護公民的知情權為中心的。也就是說，如果哪一級政府將信息公開理解為開一次新聞發布會就錯了。但是在公布的條例中，這一點不夠明確，這是這部條例遺憾的地方。

　　-官員巡回講座不是信息公開

　　記：您感覺如何界定信息公開的方式比較合理？

　　周：在討論稿里，這部分內容是明確的。公開的方式分為兩類，一類是官方的、規范的渠道。根據國際慣例，分為三種：政府公報；官方制定出版物，這里特指人民日報；政府辦公場所，就是公民在政府大樓里隨時能看到公開的信息。還有一類是非官方的，不規范的。包括召開新聞發布會、進行廣播、上網、短信、講座等。

　　在實踐中，應該是官方的渠道先公開，非官方的渠道理應在后。像在一些國際條約簽訂之后，內容公開了嗎？掌握這些信息的官員到處進行講座，還要出版相關書籍，名利雙收。可是從正規的渠道，一般的公民不能全面了解這些內容。

　　但是在正式公布的條例中，這一條被修改了，沒有將正規和非正規的渠道區分開，這對政府信息的完全透明化不利。

　　-中紀委大力推動條例出臺

　　記：為什么在新中國成立50余年以后，信息公開的內容才寫入法律？

　　周：從源頭上治理腐敗是這部條例出臺的第一大背景。中紀委是推動這部條例出臺的最重要的部門，可以說居功至偉。其次是國家信息化趨勢的推動。另外還要得益于某些地方的實踐經驗。我國有42%的地方政府制定了有關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可以說這部法律是地方推動中央的結果。當然還有國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其實，我國制定這部條例是出乎意料的迅速。因為國家信息化趨勢初露鋒芒，2001年，我國才建立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條例出臺很快，是改變政府信息壟斷、行政暗箱操作的一次歷史性變革。

　　-管理混亂是信息公開最大阻礙

　　記：您感覺信息公開的最大阻礙在哪里？

　　周：我認為在法律法規實施中，最好稱其為挑戰。在地方政府推動信息公開的實踐中，我們就預感到存在問題。比如，沒有多少人向法院起訴政府。提起信息不公開行政訴訟的案例在上海出現多，在其他地區鳳毛麟角。這說明信息公開沒有深入民心信息不公開。另外，還有一些歷史遺存問題，公開以后能不能得到公民的理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公開，就要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否則公民如何從大量資料中找到需要了解的內容呢？可是，我國政府的資料管理很混亂，需要花大量人力物力進行整合。

　　還有官僚習慣于“暗箱操作”，這也會影響到信息公開的進程。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