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的社會階層，在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后，也開始在政治上得到肯定和確認，而它對社會健康發育也意義重大

　　★ 記者/何忠洲

　　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已經產生，并在逐漸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

　　在12月20日“第二屆全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表彰大會之后，新華網即報道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人事部、國家工商總局、全國工商聯聯合舉辦的這次活動說：中國表彰新社會階層優秀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會見受表彰的99名代表時說，實踐證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不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階層進入政治視線

　　新的社會階層，在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發布的《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中，即有明確定義，并稱：“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工作新的著力點”“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培養選拔納入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總體規劃。”

　　按照這份文件中的界定，新社會階層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6個方面的人員。這些人員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集中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

　　而從今年下半年起，各種新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層出不窮，旨在培養一些“有一定企業資產規模且政治素養又不錯的代表性人士”，以及一些“一般的非公經濟人士”。

　　北京市委統戰部工商經濟處處長譚林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即言，北京市統戰部門時常聯絡的新階層人士，數量在5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將被安排進工商聯、人大、政協”。

　　這正是7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精神落實，那次會議明確提出，要“培養和造就一支具有較強代表性和參政議政能力的黨外代表人士隊伍”。而納入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總體規劃的新社會階層，則無疑是要培養和造就的重點。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也有明確要求，十七大各省區市要吸收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新社會階層所包含的六大人群正屬其中。

　　一個政治概念

　　按照中央統戰部《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中的界定，目前，我國新的社會階層從業人員約1.5億人，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

　　新社會階層的出現，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告訴本刊記者，“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進一步分化的結果。”

　　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更多是一種政治身份的劃分，而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逐步推進使契約社會成為可能，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日漸走上時代舞臺并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據統計，目前我國有近4000萬知識分子，單這一群體就有四分之一在非公經濟領域工作。

　　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首次使用了“新的社會階層”的提法，以此概括我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不同于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新的社會群體。

　　這一思想在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得到闡述，確認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一直到今年7月份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新階層的概念得以更加明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對本刊記者說，“新社會階層概念是順著三個代表的思想一路下來的。”

　　陸學藝認為，其意義在于“概念劃分的目的是為了制定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辜勝阻更是撰文，將新社會階層的劃分類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知識分子被定義為“三支基本社會力量”之一。當時的這個定位，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春天的到來，知識分子成為我國科教興國的中堅力量。“我們可以預見，對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定位將使我們走出‘財富越多越后進’的理論誤區，新社會階層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將會空前高漲。”

　　但是，著名的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新社會階層這一概念并不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概念。“是作為統戰對象的‘新社會階層’，而不是一般理論意義上的。”

　　王長江也指出，新社會階層不同于傳統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分類，其身份角色相互交叉重疊。

　　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的研究則表明，新社會階層遠沒有形成整體意義上的共同階層意識，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統。“他們只是在主觀和客觀上被逐漸建構起來，某些問題的認識上傾向性非常明顯，還不是作為一個階層的集體意識出現。”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告訴本刊記者，學界很少用階層這個概念，而更多地稱之為群體。

　　即使在理論概念上還有待厘清，這個群體的存在已是客觀事實。這個群體逐步確定了自身的經濟地位后，也開始尋找自己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位置。

　　根據陳光金的研究，相較于那些小私營企業主，大中型私營企業主自我評價平均而言，還要大大低于小型業主的自我評價，陳光金判斷說，“這或者反映了這樣一種情勢：私營企業主掌控的經濟資源越多，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擔心越大；或者表明，大中型私營企業主對其已經獲得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還不滿意，他們還期待著獲取更大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

　　因此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新階層人士被逐漸吸納進政府部門或人大、政協等政治機構，另一方面也有人提醒新社會階層參政需避免“富翁選秀”。

　　新階層尚需健康發育

　　雖然新的階層在理論上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新社會階層的提出還是給人很多遐想。

　　涵蓋極廣的新社會階層，本身也在分化組合。就在新社會階層成為政治概念時，這個群體里面相當一部分卻存在一種坍塌隱憂。而這一階層的穩定與發展，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健康穩定意義重大。

　　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相關研究表明，國內中小企業數量近年來不斷減少，這一點在本刊記者的采訪中也得到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焦興旺的確認。

　　減少的原因，既有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原因，也有制度性因素。而后者，則往往更讓人注意。

　　焦興旺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起，在財富集聚的大趨勢下，大企業靠規模繼續得到高收益，而且還可以通過手中掌握的經濟資源贖買公權，從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改革的‘權力路徑依賴’下，各種各樣以行政權力為背景的壟斷不斷變本加厲，這實際上也極大影響了中小企業的發展。”

　　由此造成的后果，在丁元竹看來，是整個社會結構還沒形成橄欖形就已經在呈現M型了，本來很弱的中間階層在往下塌陷。不過他也告訴記者，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