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國家地位上升 專家：世界對G20高度期待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召開之際，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強調，當前，在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國際金融危機所反映出的深層次矛盾、結構性問題尚未消除的情況下，各方對二十國集團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均寄予高度期待。

　　金融危機將二十國集團推到前臺

　　記者：為什么說二十國集團峰會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

　　陳鳳英：G20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當時成立了一個由19個國家和1個組織（即歐盟）的財長、央行行長參加的會議機制，但其國際影響力不是很大。

　　2008年始于美國的金融風暴則直接催生出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機制。當時，美國希望召開G20的領導人會議以應對危機，中國給予積極回應，促成峰會順利召開并達成共識。如今，G20成員涵蓋了世界主要的經濟體,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5%(2012年)、全球貿易的80%和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顯然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更為重要的是，二十國集團反映了國際力量格局變遷與世界經濟發展態勢的新現實。

　　我認為，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將二十國集團推到前臺，成為世界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但峰會機制的出現，實際上是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世界呼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領導、共同治理全球經濟的歷史必然。G20的發展還打破了傳統的“中心—邊緣”理論，即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的理論，G20峰會的成立標志著新興市場國家開始進入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位置。

　　新興市場國家

　　地位不斷上升

　　記者：當前世界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在二十國集團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陳鳳英：在過去十多年里，有一種現象越來越明顯，即世界經濟發展不再是完全由發達國家主導，而是形成了兩個牽引主體,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另一個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它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相同。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的70%由新興市場在拉動，這也意味著新興市場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國家，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格局變化的背后是力量的變化。如今，像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國際貿易、全球發展等國際重大議題，沒有新興市場的參與是不可思議的，也是難以解決的。

　　二十國集團的發展歷程也體現出新興市場地位正在不斷上升。2010年11月第五次峰會在韓國首爾召開，實現了峰會首次在新興市場舉辦。首爾的會議取得較大成功，將大會的議題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發展問題。俄羅斯主辦今年峰會說明新興市場參與主辦峰會的意識明顯增強，峰會議題也越來越多地體現新興市場的關注。與此相對照的是，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話語權仍由發達國家主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只擁有不相稱的份額，這一現狀亟須得到改變。

　　中國的橋梁紐帶作用

　　記者：如何看待中國在二十國集團中擔任的角色以及發揮的作用？

　　陳鳳英：在G20機制中，中國作為主導力量的作用非常明顯。中國代表的是新興市場，美國代表的是發達國家，金磚國家會議和G8峰會是雙方各自的平臺。中國通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實際上發揮著加強中美合作、溝通金磚國家和八國集團的作用。正是由于中國的這種橋梁紐帶作用，使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在二十國集團機制中更多是尋求合作而不是走向對立。這可以說是中國為二十國集團機制發展作出的很大貢獻。

　　中國為完善G20機制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積極響應2008年美國時任總統布什的呼吁，參與構建二十國集團峰會平臺。第二，2009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為穩定金融市場和創造就業及恢復經濟增長推出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時，中國積極參與，以此制止金融危機蔓延，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第三，中國以巨資刺激自身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對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與平衡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第四，中國對推動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尤其是IMF等改革作出巨大貢獻。

　　從IMF改革、世界銀行改革到全球經濟再平衡以及稅制改革，還有全球監管體制、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建立等，每一次中國都主動參與，積極建言。可以說，二十國集團的每一步完善，都有中國的積極推動和巨大貢獻。

　　峰會的話題和亮點

　　記者：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即將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召開，除既定的“增長與就業”主題外，您認為本次峰會還將主要聚焦哪些議題？預期會取得怎樣的成果？

　　陳鳳英：除既定的“增長與就業”主題外，我認為有關國際貿易的議題會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由于TPP、RCEP等區域性貿易機制的出現，國際經貿合作出現了碎片化發展傾向，亟須重新整合。這次會議應在啟動多邊合作即WTO貿易機制、推動新一輪多哈回合談判方面發揮作用，以便在12月的巴厘島WTO部長會議上提出方案，進而在早期收獲等方面取得大的進展。

　　當然，今年的峰會仍會聚焦世界經濟形勢，這也是最重要的話題。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就是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何時以何方式退出的問題，如果突然無序退出，必然會引起全球資本市場的紊亂。以印尼為例，年初IMF曾預測印尼將超越印度成為經濟增速第二快的國家，而現在印尼卻出現了股市匯市暴跌、經濟增速驟減等問題。究其原因，就是大量熱錢流出造成本國貨幣貶值，從而影響了印尼經濟。當前，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亞等國經濟也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風險，因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降，導致這些國家貿易收入減少。因此，圣彼得堡峰會的最大任務就是要對美國退出量寬問題進行討論，要求美國有序、漸進、穩妥退出，要承擔大國責任，退出過程必須透明，要有“安民告示”。G20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出臺應對預案，當美國退出量寬對一些新興市場的金融市場造成嚴重影響時，就應該提供救助。世界經濟危機以來，IMF一直在幫美國，后來又幫歐洲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現在新興經濟體遇到困難，理應得到幫助。對此，金磚國家要有明確態度，提請G20峰會關注新興市場經濟穩定性。

　　全球經濟治理是G20最主要的目標

　　記者：2008年二十國論壇升級為領導人峰會。5年過去了，世界經濟仍復蘇緩慢、深層結構性矛盾仍未消除，現在有聲音認為，二十國集團的作用在減弱。您如何展望二十國集團的發展前景和努力方向？

　　陳鳳英：全球經濟治理是G20最主要的目標，其中以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為首要任務，但當前改革的角色被淡化了。國際經濟轉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G20目前還只是個應急機制和過渡時期的平臺。我認為，G20未來應該定位為全球事務議事堂，容納權威智囊，每年把可能影響世界發展的問題提出來，讓相關國際機構去執行。金融方面的讓IMF去管理，國際貿易、全球發展事務讓世界銀行去對接，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問題讓聯合國相關機構負責，只有這樣才會實現權威性。實際上，二十國集團應該設立一個辦事機構，真正實現機制化。在尚未成立辦事機構的情況下，可讓IMF和世界銀行來負責執行。

　　二十國集團應該當管理全球事務的“大腦”，而那些國際機構是負責具體執行的“手腳”。這樣作好定位和分工，二十國集團的道路就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