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牌的發達國家，這個夾心層通常都占據國家人口結構的一半以上。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超過90%。這些國家的中產階層對國家的經濟貢獻最大，但同時又是極為脆弱的一群，他們往往有少量“資產”，例如一兩套房產或市值縮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這些東西在短期里重新“生產”出新財富。一旦因經濟形勢不佳而失業或者因一場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喪失元氣，容易很快向下沉淪，跌入工薪和貧民階層。

　　以韓國為例，中產階層作為韓國社會的主要部分，經歷了一個從高速發展到逐漸減少的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韓國中產階層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達到頂點。根據韓國政府的統計，1995年中產階層比重曾高達73%。但其后開始下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呈銳減之勢，僅1998年一年就減少超過1個百分點，其后每年減少0.55個百分點，至今已累計減少10個左右百分點。受2008年發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遞減趨勢還可能惡化。

　　縱觀國際上的經濟危機，中產階層都是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經濟學家說，經濟危機的結果，就是消滅中產階層。1929-1932年美國遭遇重大經濟危機，成千上萬的中產階層一夜之間跌入赤貧，很多人失業，甚至無家可歸。上世紀末阿根廷開始的經濟危機，讓這個國家的中產家庭從80%降到了20%，多數中產跌入貧困，直到現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經濟危機的泥淖，曾經的中產還在為重新進入中產而苦苦打拼。

　　雖然中產是經濟危機最為直接的后果人，但實際上，中產階層的投機天性，也使其可能成為經濟危機的直接制造者。最早發生的經濟危機——400年前的荷蘭，當時的中產階層瘋炒郁金香球，當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數不清的新興中產階層傾家蕩產。從那時起，金融性投機炒作形態便已完成定型，400年來，所有的投機炒作，都在重復著400年前荷蘭郁金香的模式。

　　這種投機天性恰恰來自于中產階層的集體不安全感。在當今新興國家中產階層的成長軌跡中，正清晰顯現出這種線索：這些國家的新興中產階層多數沒有什么背景，都是從平民一步步經過多年辛苦打拼勉強步入中產的行列，擔心財富的失去，使他們即便在收入豐厚時也處在恐慌之中。所以他們同其他國家的中產階層一樣，有了錢就會奮不顧身地用來投機，不管是炒股，還是炒房，他們都是絕對主力。

　　但顯而易見，當泡沫破滅后，他們最為直接地感受到了經濟蕭條的寒意。在后危機時代的這些國家，這樣的情形仍在不斷上演：因全球貿易遭逆轉而飯碗不保；投資了房屋和股票，但房價下跌和股市崩潰令其損失慘重；擁有儲蓄卻不敢肆意消費，而這樣的經歷教訓又只會加劇了中產們天生的不安全感。

　　穩壓器還是加壓閥

　　在社會學看來，中產階層早已不是一個財富標桿的象征，而往往被認為起著政治“穩定劑”和“緩沖帶”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產階層不僅可以積極緩沖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動內需、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北歐等富裕國家，這種功能性尤為明顯。

　　芬蘭是典型的北歐福利國家，其實行的高收入者高稅收政策，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均衡。在強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蘭中等收入階層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穩定的社會結構，從而保證了芬蘭的長期穩定發展。

　　芬蘭的中產階層主要由白領和小企業經營者構成，主要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醫療護理人員、會計、教師、政府和私人機構中的工作人員，以及小型服務行業的經營者等。他們大多從事腦力勞動，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較高文化知識和較強專業技能，擁有穩定的收入，并具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享受較高的生活品質。

　　富足而安寧的生活是芬蘭中產階層的人生目標。他們在勤奮工作的同時，注重個人修養，盡情休閑，享受生活。在消費方面，芬蘭的中產階層也相當理性。他們注重收支平衡，量入為出，主張適度消費，而不追求超前消費。“知足常樂”是他們心態的真實寫照，而這正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恬淡知足的生活態度，也使他們樂于用生活之余的錢財來幫助弱勢群體。當世界任何地區發生災難時，芬蘭中產階層通常都友善地伸出援助之手。此外，芬蘭中產階層關心社會，積極參政，并且對環境問題表示出極大的關注。芬蘭龐大的中產階層的政治影響不可低估，始終是芬蘭各黨派竭力爭取的對象。更為重要的是，芬蘭的中產階層是芬蘭福利社會制度的主要奉獻者，通過納稅來幫助生活貧困的人。

　　對于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穩壓器的這一認知，在許多老牌發達國家已成為執政之基，統治集團對這一階層非常重視，并有意識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在英國，繳納個人所得稅最多的不是處在金字塔頂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萬英鎊以下的工薪階層，而是中產階層，他們貢獻了全國70%左右的個人所得稅。

　　中產階層還是英國市場上的消費主體，他們幾乎決定了英國消費品的定價和品位。對于主要靠內需拉動經濟的英國來說，近4000萬中產階層人士的消費傾向將決定它的發展前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專家肯特·鄧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表示，是中產階層的興起和壯大維持了英國的經濟繁榮。

　　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工業革命之后，英國并沒有如一些人士預測的那樣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資本主義也沒有滅亡，原因之一就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由于社會并沒有簡單地分裂成富人和窮人，而是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才失去了相互斗爭的社會大環境，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

　　另外，由于人數眾多，地位重要且把持了各行各業的關鍵崗位，中產階層成為英國各政黨和歷屆政府最為重視的階層。不管哪個政黨想上臺，都會極力爭取獲得中產階層的支持；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會采取有利于中產階層安居樂業的政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政策的大同小異和連續性。

　　肯特·鄧表示，西方戰后的中左政權幾乎都是中產階層政權，由于中產階層的壯大，這一格局未來也不會發生改變。不管是哪個政黨，得罪了中產階層就無法上臺執政，“西方國家已經走上中產階層成為主人的道路”。

　　在許多新興國家，培育一個健康充實的中間階層也正日益成為迫切的施政需要，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在任期間，一直想培育起被稱為“經濟穩定器”的中產階層。2008年，他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努力在2020年前使60%甚至70%的居民進入中產階層。在中國，溫家寶總理也明確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這也是中國迄今對于建立中產階層社會最為明確的表述。

　　而事實上，由于中產階層的脆弱和不穩定性，被許多國家奉為穩壓器的這一群體，也容易瞬間變成加壓閥。

　　無論是泰國當前的動亂、希臘債務危機的街頭示威還是前段時期的歐洲罷工潮，都隱含著中產階層對于自身權益的強力訴求。而一旦國家調控性政策出臺，利益最容易受到觸動的，也通常是中產階層。

　　盡管發達國家普遍設立了公費醫療、免費教育、養老保險和帶薪休假等保障性制度來穩定這一群體，然而對于這一基數和意識主張都在膨脹的中產階層而言，如何趨利避害，成為考驗各國政府智慧的執政之難。

　　不僅如此，許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高速擴張的中產階層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游戲規則，持續的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能源、糧食價格上的壓力也正在顯現。針對這一新增中產階層，世界需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調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