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持續縮水的家庭資產，一路攀升的負債表……各國的中產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拯救經濟危機的努力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他們，已然成為這場危機最大的犧牲品。

　　中產階層群體的頻頻告急，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這一階層的危機可能導致經濟復蘇后繼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奧巴馬政府率先打出“為中產階層而戰”的口號，日、德、法等主要發達國家也陸續將穩定中產階層提升到優先的政策性高度。在中國，溫家寶總理關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的表述也讓人們對于這個新興階層的成長有了更多聯想和期待。

　　而受挫的中產們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愿景：是跟隨國家經濟的停滯而重返貧困，還是有能力在挽救全球經濟上承擔更大的責任？

　　中產階層的憤怒

　　“遠離喧囂的城郊，一輛轎車利落地駛進其中一棟房子前院，燦亮的陽光灑滿院子，兩三個孩子和一條狗在綠草地上嬉戲，這時，大門敞開，優雅的女主人走出來，與剛下車的男子擁抱親吻。”

　　這是許多美國電影里經常出現的畫面，畫面呈現的幸福生活，是許多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寫照，也是許多追求美國夢者的理想生活。但是，這般好景對一些美國中產家庭已是明日黃花了。

　　如今美國中產階層曾經普遍擁有的優越感在下降，他們被形容為“集體向下沉淪”。受經濟危機影響，房地產泡沫破滅，借款緊縮，許多中產階層的生活越來越難過，很多人被裁員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

　　而住房、教育和醫療保險已經成為背負在美國中產階層身上的“三座大山”。《經濟學家》周刊曾引用美國馬里蘭大學專家的話說：經濟衰退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數百萬新增貧民人口，而是中產階層遭到“巨大打擊”。

　　在歐洲傳統的中產階層市民社會，憤怒和躁動的情緒在蔓延，最近包括希臘、法國、西班牙等國在內的歐洲多國一系列的中產階層罷工，沖在隊伍最前面的中產們已非昔日有車有房、衣食無憂、時常全球旅游度假的白領，而是成了走上街頭抗議降薪和退休年齡延遲的工會先鋒。

　　一向以社會和諧、均衡以及財富分配均勻自居的日本，也因連年的經濟低迷而加劇了中產階層的瓦解。10年前，90%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去年東京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經濟地位定義為“中產階層以下”。

　　在2009年，日本有16000多家公司倒閉，比前年增加了12%。有媒體稱，破產潮很可能會繼續下去，破產的工廠主和被解雇的員工自殺數量也會上升。

　　而新近崛起、受惠于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國家中產們，旺盛的消費能力和積極的進取意識使他們在經濟危機中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然而，基礎脆弱的他們更易受到經濟轉軌階段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襲擾，一個不小心可能隨時跌入貧民階層。事實上，金融危機打擊下最大的受害群體，可能正是新興市場那些剛剛擺脫貧困、進入中產的人們。

　　中產社會集體倒退？

　　自2007年夏季開始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對美國的中產階層而言，衰退其實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曾經撰寫《中產階層美國的終結》一書，引起不小的轟動。該書透露出一些中產人士頗為窘困的生活狀況。克魯格曼說，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層占據社會重心，可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階層。

　　美國并不是這一情形的孤例，在當今西方社會，中產階層的普遍貧困化正在蔓延。

　　法國中產階層在二戰后三十年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法國社會的中堅力量，當時中產階層普遍對未來生活感到樂觀且有保障感，堪稱是法國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代。

　　但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法國中產階層開始普遍出現一種焦慮心態，特別是在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持續高于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的情況下，許多理論上處于中產階層位置的人無力購買其同樣屬于中產階層父母居住地同等環境的房產，而不得不置業于房價更便宜的區域，因此產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國生活條件研究中心社會學家雷吉·比戈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由于在過去三四十年內法國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落后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法國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強制性開支”比重提高，進而使得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比戈所指的“強制性開支”包括每月償還貸款、各種稅收、保險、房租、水電、煤氣等無法縮減的開支。比戈調查結果顯示，1979年“強制性開支”平均占法國下層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時這一比例上升至38%。對上層中產階層而言，“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內從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舉例說，2008年，法國居民稅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間值為1467歐元。對于收入接近該中間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強制性開支”，再支付過食品、交通、醫療、教育等開支，每月大約只能剩下300歐元用于娛樂、服裝等消費。在這部分人群里，48%的人當年沒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沒有去過電影院，34%的人沒有汽車。

　　而在拉美地區中產階層正在迅速崛起的國家，高通脹、高債務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產階層的境遇每況愈下。圣保羅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馬西奧·波奇曼估計，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萬人退出了中產階層行列(其中有300萬人進入了上層階層)。

　　脆弱的“夾心層”

　　中產者曾被賦予一個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擁有光明無比的未來，被譽為穩定社會的超級力量，但當社會學家把這項光輝無比的任務壓在他的肩上時，卻悲哀地發現他們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夾心層。

　　在金融風暴爆發后，那些享受千萬年薪下臺的華爾街高管不斷引起轟動，但更普遍的事實是成百上千萬的中產階層集體失業。人們常常嘆息于所看到的關于富人身家大幅縮水的報道，但富人有著更豐厚、更多元化的資產，有更大能力來吸收沖擊。至于窮人，他們通常遠離金融市場、與房產無緣，收入并無實質上的變化，政府也不愿意遺忘了他們而背負指責。所以，真正可能被沖擊到的，就是中間的夾心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