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智庫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弗萊德·伯格斯坦提出的。去年夏天出版的《外交事務》季刊上伯格斯坦提出：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努力形成G2構架“共同領導全球經濟體制”。隨后美國一批顯赫的政治人物相繼提出類似概念，布熱津斯基的“非正式的兩國集團”和基辛格的“命運共同體”先后出臺。

　　為什么美國當下如此熱衷于所謂“G2”模式?也許仔細研讀伯格斯坦的文章可以獲得某些啟示。在《外交事務》季刊那篇文章中，伯格斯坦批評中國“回避承擔更多責任”，“尤其是在當前的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仍在不斷對國際規則發起挑戰”。不難看出，伯格斯坦重視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讓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的應對中承擔更大責任。2007年，伯格斯坦曾在美國國會證詞中稱：“要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現象，人民幣對所有貨幣的匯率應上升20%以上，而對美元匯率要上升40%左右。”隨后2007年5月，美國42名共和黨、民主黨國會議員組成的小組向布什政府送交請愿書，要求對中國“不公平的人為操縱匯率”采取行動。

　　就在G20峰會召開前夕，3月30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主要民主黨議員在一封致總統奧巴馬的信中敦促奧巴馬立刻考慮采取新的措施向中國施壓，“制止”中國繼續“操縱人民幣匯率”，其中包括考慮在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的可能性。4月15日，美國國會導演的每年兩次的“匯率操縱評估”游戲又將再度上演，美國財政部各國匯率評估報告將正式公布。1988年以來，中國曾多次被美國列為“操縱匯率國家”，但自1994年中國最近一次“入圍”以來，中國就再未在“操縱匯率國家”的“黑名單”中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美國民主黨議員遞交給奧巴馬的信中特別提醒這位總統，布什政府是唯一沒有給中國貼上“操縱匯率國家”標簽的政府。

　　在西方媒體的語境中，中國正在經歷新一輪被解讀的高潮，而此時，中國需要保持清醒。3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阿根廷中央銀行簽署了7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貨幣互換框架協議，這是迄今中國和拉美國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交易。根據該協議，阿根廷從中國進口商品時可以使用人民幣結算。

　　除了與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外，中國已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等國簽署了相關協議。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央行先后簽署了6份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到6500億元，這一規模相當于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5%。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頻繁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事實上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邁出的重要一步，盡管現有的互換協議多是從提供流動性和便利貿易結算角度考慮，但其客觀上對人民幣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容忽視。

　　新興國家受關注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反映了發達國家對新興國家的心態。一方面，在面臨百年一遇的經濟衰退時，他們需要新興國家幫助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卻又不甘心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動搖，總是試圖將新興國家納入到對發達國家有利的軌道中，希望新興國家既要出錢幫忙，又得不到實質性的好處。這次倫敦20國集團峰會推出了巨額的經濟刺激計劃，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則少有涉及，被不少專家認為還是更多反映了發達國家的意圖。

　　同時，有不少西方媒體認為，20國集團峰會是金融危機中新興國家爭奪話語權的舞臺，其中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作為新興國家中最搶眼的代表，其一舉一動更是被西方媒體緊緊跟蹤。

　　3月14日，在為倫敦20國集團峰會做準備工作的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中、俄、巴、印四國財長發表聯合公報，提出了四國對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觀點，要求加強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強調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增加新興經濟體在這些機構中的發言權。公報一發布，就成為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稍后新興國家關于儲備貨幣改革的提法更是引起了廣泛關注。西方各大通訊社播發的消息中都突出了“新興國家”這一字眼。（王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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