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一體化可以走不同于歐盟的道路”

　　記者：您在東盟五國訪問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東盟有沒有什么計劃來應對經濟危機呢？

　　薛捍勤：我的感覺是，東盟國家已明顯感到經濟上的寒冷。他們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本國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影響還是很擔心的，十分寄希望于東亞的合作。長期以來，中國與東盟都是外向型經濟體，都要靠北美、歐洲、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消費來支撐我們的經濟。而現在，中國正考慮國內產業升級，改變經濟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進一步地培育、發展國內消費市場，東盟國家也是一樣的。希望通過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合作，從金融到經貿，培育我們的共同市場，這樣就可以不再需要完全依賴發達國家的市場，逐步增強抗風險、抗災害的能力。

　　記者：前面您也提到過，許多國家都任命了駐東盟大使，這意味著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視與東盟國家的關系。隨著美、日、澳等大國與東盟的合作進一步深化，東盟的主導地位是否會受到影響？

　　薛捍勤：在與東盟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反復強調，而且這些年來我們的實際行動也證明，中國真誠地希望通過一體化進程來促進東盟各個成員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這是最根本的。只有讓這個地區的國家和人民都富裕起來，擺脫貧困，才可能維持長久的和平與穩定。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10+3”這一機制，中國、日本、韓國三國與東盟建立了建設性的伙伴關系。跟東盟國家一樣，我們認為這個合作關系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我們一再強調，任何合作都應旨在強化而不是淡化東盟。我們希望東盟坐在“駕駛員”位子上，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去年中、日、韓三國單獨開會，以應對當前嚴峻的國際金融形勢，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猜想，西方有的學者甚至發揮說，“10+3”的合作正在變成“3-10”。其實，作為東盟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韓三國的任何行動，無論是采取什么形式，其最終目標都是要推動東亞的共同發展，因為我們的發展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記者：2月底的東盟峰會提出了《東盟共同體2009~2015年路線圖宣言》，把經濟共同體的實現期限從2020年提前到2015年。對于東盟來說，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在2015年就實現經濟共同體是否切實可行？

　　薛捍勤：這一路線圖的設想非常宏偉，體現了東盟領導人的膽識。東盟三個一體化中，政治和安全一體化、經濟一體化、文化和社會一體化，最核心的是經濟一體化，而經濟一體化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人曾將東盟劃分為老東盟與新東盟。老東盟的幾個國家本身經濟發展也有差別，而新東盟中的老撾、柬埔寨和緬甸，都在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之列，這對東盟的經濟一體化構成巨大的挑戰。

　　這里有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人們在衡量困難與否的標準上往往進行簡單的比較，比如拿東盟比歐盟，好像只有經濟水平差不多了，才能開始考慮經濟一體化。其實歐共體在最初的階段，各成員國在發展水平上也是有不小差距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的目標是縮小經濟發展的差距，但達到這一目標所走的路徑各區域可能有所不同。東盟一體化進程不同于歐盟的道路。東盟一體化進程開始時就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它是伴隨著與外部的合作發展而前行的。

　　今年，中國要跟東盟國家簽訂建立中國-東盟中心的諒解備忘錄，將來這個“中心”就設在北京。日本、韓國已經建立了這樣的中心，它的宗旨是加強與東盟的全面合作。我們要在學習日本、韓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東盟關系的特點，把這個平臺辦好，辦出特色來，廣納地方、企業、社團各個方面的力量，通過這個平臺，強化跟東盟各國之間全面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

　　當然，東盟國家自身的造血能力要不斷地增強，這是最根本的，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東盟一體化的挑戰更加艱巨。

　　“南海爭端不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問題”

　　記者：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還有領土，特別是海洋權益方面的爭端，近期也有關于這方面爭端的報道。作為中國駐東盟大使，您如何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協調中國與東盟的關系？

　　薛捍勤：在這里我希望通過《環球》雜志澄清一個問題，這就是，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方面的爭議不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問題，而是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爭議。這方面的爭議不僅存在于中國與有關南海國家之間，也存在于其他南海國家彼此之間。他們雖然是東盟成員國，但這并不能改變南海問題的性質。對于最近南海周邊幾個國家所采取的侵犯中國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行動，中國政府已通過外交途徑提出了外交交涉。我們始終認為，南海問題應根據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在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基礎之上，通過雙邊談判的途徑和平友好地解決，這對于維護本地區持久的和平、安定與共同發展至關重要。

　　當然，作為法律顧問，我對南海問題的來龍去脈多少了解一些，我也愿意利用我的專業知識，為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對話，促使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做出自己的貢獻。(卞卓丹 樂艷娜 李夢)

　　環球雜志稿件，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該刊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