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常被國外媒體拿來和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那么，中國在這波金融動蕩中能否有所作為，化“危”為“機”呢？在這方面，大蕭條時期的歷史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當時，有一個大國不僅沒陷入危機，反而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這就是當時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1.西方鬧危機，蘇聯獲良機

　　1921年，俄國終于結束了長達7年的一戰和內戰。到1926年，在“新經濟政策”推行5年之后，工農業產量已經達到1914年一戰以前的水平。1928年，蘇聯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席卷西方各國的時候，蘇聯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經濟危機，恰恰成了蘇聯大國崛起的良機。

　　當時的蘇聯采取了下面的對外經濟政策：

　　第一，引進技術。

　　1929年，蘇聯同西方專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已達70多個項目，涉及冶金、工業機械、金屬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交通運輸、農業機械、農業灌溉工程、汽車、輪船和飛機制造等多個重要經濟部門。截至1931年，蘇聯接受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個，總值為8300萬盧布(當時，1盧布約合0.5美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干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的工業部門，許多是利用西方先進設備技術，甚至是在外國專家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據美國人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年)》一書介紹，斯大林曾說，“在蘇聯，約有2／3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技術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進口機器。

　　這個時期，蘇聯成為世界市場上機器的最大買主。1931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是賣給蘇聯。1929 ～1930年，英國機器出口總量的70%是銷往蘇聯，到1932年這個數字為90%。1931年，世界機器出口總量的 30%是銷往蘇聯，193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0%。在蘇聯的進口總額中，1929年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了30.1%， 1932年則高達55.7%。1929～1932年，蘇聯進口機器設備的資金總計60.1億盧布。

　　第三，重視“智力進口”。

　　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技術人員，他們被招聘到蘇聯工作。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達1919 人，技術人員10655人，分別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時，蘇聯也通過“技術援助協定”等渠道，派遣人員出國學習。1929～1933年，僅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派往國外學習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就達2000人。

　　第四，吸引國外貸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國都不愿貸款給蘇聯，即使貸款也附有苛刻的條件。但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使得蘇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處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蘇聯先后從德國、奧地利、英國、意大利、美國、芬蘭、日本、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法國等十幾個國家的私人銀行獲得貸款，到1933年底，蘇聯獲得的貸款總計已達14億盧布。

　　第五，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提出合作共贏的建議。

　　1933年6月，蘇聯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上，提出一項發展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計劃，建議西方國家向蘇聯提供長期貸款，以保證蘇聯正常出口，蘇聯則準備在短期內向國外提供總值約為10億美元的訂單，并可能在近期內購買1億美元的有色金屬，2億美元的黑色金屬，約1億美元的紡織品、皮革原料和橡膠，約4億美元的設備和5000萬美元的消費品。這些建議，既有利于蘇聯經濟發展，也有利于西方國家緩解危機，應該說展現了在國際舞臺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2.錯誤政策導致烏克蘭大饑荒

　　大蕭條時期，蘇聯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有爭議：

　　第一，加強對外匯和關稅的管理，構建經濟安全的“防火墻”。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一度允許有限的私人外匯業務，1930年則實行了對外貿、外匯、關稅在國家壟斷下進行嚴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締外匯和有價證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動。這一臨時性措施在當時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向蘇聯本土擴散，但在國際經濟危機結束后，特別是在二戰后沒有放寬，反而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應有的重要特征。這些穩定經濟秩序的積極措施，最終轉變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讓制度，贖買外資企業。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曾鼓勵外資以租讓企業的形式在蘇聯存在。1930年，蘇聯頒布了廢除租讓制的法令。在大蕭條期間，蘇聯利用外資的方式，逐漸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變為向國外借貸和有償技術引進為主。但借外債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償還壓力；有償技術引進的效果，往往不如開辦合資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直接學習。蘇聯日益孤立于發達國家擴大相互投資的潮流之外，長遠來看阻礙了經濟發展。

　　第三，初級產品價格暴跌，卻擴大出口。

　　斯大林當時判斷，下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因此，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在10～15年內基本完成工業化，為此不惜忍受暫時的艱苦生活。蘇聯為了加速工業化，不得不依靠農產品和原料出口來換取外匯，以支付機器設備等進口費用。當時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和原料價格都暴跌，蘇聯卻擴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經濟損失。特別可怕的是，蘇聯擴大農產品出口時，國內農產品大幅減產。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需要供養的城鎮人口卻大量增長。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糧食、肉、奶的供應都嚴重短缺，不得不開始憑證供應。這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區有所下降，烏克蘭甚至出現大饑荒。烏克蘭在20世紀90年代獨立后，議會通過了“以反人類罪譴責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在烏克蘭政策”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