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中國文壇一個獨特的現象和風景。有關他的是是非非，并未隨著他的離世而消失。

　　★文/《小康》特約記者　張弘

　　在1999年香港《亞洲周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小說中，浩然的《艷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入選。

　　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語教授西里爾•伯奇以《浩然的小說》為題，對《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進行分析和批評后如是寫到，“在講故事的流暢方面沒有誰比得了他。用精心選擇的細節來使人物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富于感染力，從庸常瑣屑中搶救出的小插曲也飽含寓意，而象征則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結之處蓄著力量的繩索——一個生動的故事所具有的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

　　2008年2月20日，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的浩然，在五年多的植物狀態之后，終于拋開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關他的爭論并未中止。

　　心系《艷陽天》

　　1962年12月，在前輩作家蕭也牧的鼓勵下，30歲的浩然開始準備創作自己的第一篇長篇小說。這一年，他的小兒子梁秋川出生了。三十而立，浩然把創作《艷陽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敗的關鍵。他同時認識到，不把全身心的力氣都支付給它，是難以取勝的。于是，他向供職的《紅旗》雜志社請了創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處作家寫作所全心投入這本書的創作。

　　此前，浩然已經出版了《喜鵲登枝》等幾部短篇小說集。作為一個只上過三年小學的農民，通過自己的勤奮學習而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浩然有過春風得意的喜悅。但是，他并不滿足于現狀，蕭也牧建議他寫長篇小說，正說出了他自己有打算卻又沒把握做的事。因此，他以極大的創作熱情，投入了《艷陽天》的創作。他以順義縣最邊遠的山旮旯子焦莊戶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蕭永順為原型，開始塑造蕭長春這個人物形象。

　　一年多以前，他在山東濰坊昌樂的城關公社東村大隊下放，因為聽從了農民的提醒，使十幾萬斤小麥沒有霉爛，國家得到公糧，群眾分到口糧；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職錯誤。這件事使他“心靈受到沖擊與震顫，真正將心融入了社會生活，獲得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中許多場景、意境和人物心態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在與《浩然口述自傳》的作者鄭實談起時，他還說到，“尤其重要的是，這場親身經歷的驚心動魄的體驗，使得北京郊區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蕭永順有了一個用武的陣地和施展其本領的‘載體’，對這部小說的結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條件反射，不論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見到麥子有了發黃的顏色，我就想到昌樂，就擔心沒容小麥打軋入倉便陰雨連綿，直到得知準確的收獲完畢的消息之后，才把懸著的心放下。”而東村大隊保管員田敬元，則成了書中“馬老四”的原型。

　　《人民文學》雜志社前副主編崔道怡記得，“浩然寫完《艷陽天》后拿給我看，當時是20幾萬字，我覺得他的構思很不錯，寫的是十幾天的時間，農村里面人與人關系的變化，在藝術結構上有很大的擴展空間。后來他覺得，這些意見對他來說像鑰匙打開了倉庫，他腦子里面儲存的人物、生活積累很豐富，完全可以充實到小說中去。我跟他談過以后，浩然將《艷陽天》改寫成了126萬字的三卷本。”

　　1964年，《艷陽天》第一卷問世，到“文革”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齊。

　　學者丁東讀到《艷陽天》，是1968年到山西農村插隊的時候。他記得，“當時，別的小說已經不怎么流通了。村子里和我一起插隊的好幾個人都想搞文學創作。大家有一個話題，就是《艷陽天》和《創業史》的比較。這兩本書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一樣的，但是有知青認為，《創業史》比《艷陽天》寫得更深刻一些。其中，有一個同學把《艷陽天》研究得滾瓜爛熟，他把浩然當作了創作楷模，比照著浩然來創作，成了當地的文藝創作骨干。”

　　作家劉慶邦是在1965年讀到的《艷陽天》，這一年他剛上初一。“那時，我們的老師就向我們推薦《艷陽天》，還讓我們朗讀。讀了之后確實覺得很好。”劉慶邦說，“這時，‘文革’還沒有開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創作的權利，《艷陽天》也特別符合當時的需要。當時出長篇小說的人很少，要買一本長篇小說還很不容易。所以出一本長篇小說全國的人都在看。

　　1972年讀到《艷陽天》的陳徒手當時在福州上中學。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他明確不同意后來流行的“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說法。“‘文革’中就浩然一個作家不準確，我記得那時候起碼有十幾二十多個作家的書，但是，影響最大的還是浩然的《艷陽天》。”

　　韋君宜在《思痛錄》中的回憶也證實了陳徒手的印象。她說，這時的小說有《千重浪》、《東風浩蕩》、《伐木人》、《鐵旋風》、《無形戰線》、《朝暉》、《晨光曲》、《鉆天峰》等等，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藝術”。“有幾位作者很有生活，比如森林生活、農村生活、學校生活，有的段落寫得很真實，很動人，但是整體構思卻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隨波逐流地去捏造。”

　　《艷陽天》引發巨大反響，很快，由曹燦播講的“小說連播”又把它以廣播的形式傳播到千家萬戶。在城市和農村，有線廣播使浩然的這部長篇小說達到了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程度。

　　三十而立，浩然心中非常得意。千字10元的稿費，他全部交了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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