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辭世標志著那個時代的遠去

　　●面對起起落落，他始終未改農民本色

　　被稱為“文革時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終年76歲。作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辭世標志著那個時代的遠去。

　　浩然本名梁金廣，1932年生于唐山，少時讀過3年小學，16歲加入中共。他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擔任專業作家，后任北京作協主席。

　　□《民主與法制時報》宗 邊

　　“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

　　1998年浩然自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為此，引來爭議一片

　　浩然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作家，有關他的大的爭議有兩次。

　　第一次是因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開始動筆寫《金光大道》，歷經幾年寫完，共分四部，前兩部在“文革”時出版，過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華出版社出齊。

　　它的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說：作品雖然沒正面寫“文革”時代的現實，但卻是用“文革”時期的主流思想來表現50年代的“路線斗爭”。

　　楊揚于1994年11月13日發表的《癡迷與失誤》一文中說：《金光大道》在藝術表現上并沒有什么成就，那種概念化的描寫，那種假大空和佯裝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東西，也構成了該書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與其說是在表現合作化運動中中國農民的正確、偉大，還不如說是在為“文革”歷史唱贊歌。否則，這部小說決不會一枝獨秀，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之作。

　　但也有不同等聲音。張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藝爭鳴》發表文章說：這些批評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標準唯一”為價值標準，即你《金光大道》產生于“文革”時期，你“應和”了極左政治，政治傾向性決定了你一無是處，毫無價值。如今已是90年代，這種陳舊的觀念畢竟不能再決定作品的命運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發行說明了歷史的進步。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談在《環球時報》上發表后，一場爭議隨即而來。這篇長文披露了浩然的幾個驚人觀點：(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后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3)我想我是一個奇跡，亙古從未出現的奇跡。文中浩然自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

　　說法遭謾罵

　　這些說法很快招來一片謾罵。文章發表后，來自上海和北京文藝界的攻擊聲音非常多

　　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燁在《共和國文學50年回顧與檢省》中稱，那場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大問題上：首先是怎樣看待《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問題，其次是有關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創作”及與江青的關系。

　　對于是否利用與江青的關系去整別人，浩然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這些說法很快招來一片謾罵。文章發表后，來自上海和北京文藝界的攻擊聲音非常多。對此，時任北京市文聯主席的管樺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發文指出：大躍進、人民公社共產風等是脫離了生產實際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沒有這些，他寫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粉碎“四人幫”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對浩然進行了調查核實，是已經作了結論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選舉出的，是北京市委認可的。

　　管樺從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張德祥則在藝術上對他的作品作了適當的肯定，張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說：只要不懷著偏見，應當承認，他的文學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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