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李玫憶

　　7月4日，在中國社區衛生協會成立大會上，陳竺首次以衛生部長的身份在公眾場合亮相。近15分鐘的致辭，平實而嚴謹，完全沒有脫稿發揮，顯出他的低調和審慎。

　　外界在談論這位6月29日接受任命的衛生部“新掌門”時，大多都會猜測他將制定什么樣的新醫改政策。“這關系到13億中國人的切身利益，責任重大。”7月3日晚，與中國科學院的舊部下話別時，陳竺說，“確實壓力很大，自己會慎重，慎重，再慎重。”

　　走近衛生部

　　“強壓之下出成績”這句話用在陳竺身上，似乎再合適不過了。時刻提醒自己要“慎重”的他，在2003年與“非典”的“戰斗”中，便漂漂亮亮地出了一把成績。

　　2003年“非典”剛開始肆虐時，陳竺就敏銳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隨即組織科研人員對“非典”病毒進行研究。2003年5月，國家防治“非典”科技攻關領導小組成立時，已對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陳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并因此被任命為副組長。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時，他奉命親率12名專家，奔赴廣州和香港。

　　當時的香港，人們對“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轉化為社會恐慌。在與特區政府和醫學界人士溝通后，很少面對媒體的陳竺接受了電視臺的采訪，把“非典”可能的發病原因和傳播途徑告知大眾，緩解了緊張氣氛。

　　在廣東，在同樣的氣氛中，陳竺戴著口罩，兩天內訪遍“重災區”，先后考察了廣東省疾病控制中心、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離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時間內拿到了“非典”病源樣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時間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結構。

　　經歷與“非典”的這場“戰斗”后，陳竺對中國科技和衛生體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與21位院士聯名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呼吁加大公共衛生研究及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之后，陳竺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就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發表意見和建議。

　　“13億人的健康問題，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藥就能解決，加強預防、保護環境才是根本。”陳竺認為，中國今后應增加對醫學和健康領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與“非典”的勝利一戰、提出的創新醫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專業履歷和國際學術地位，所有這一切使對陳竺的任命，很快便獲得公眾和專家的認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所長所說，“我相信他的智慧。”陳竺這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無黨派人士部長，在新位置上將大有作為。

　　插隊山香村

　　陳竺特殊的個人經歷，也讓熟悉他的人堅信，“他可以做得好”。

　　陳竺的父親陳家倫、母親胡曼音，都是上海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的教授。但陳竺自己的“醫學事業”，卻是從贛南信豐縣山香村開始的。

　　如今的山香村，依舊坐落著一些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外墻上還留著號召知青上山下鄉的標語。陳竺住過的那間，也依然“健在”。1970年，未滿17歲的陳竺插隊落戶到這里，一呆就是6年。而那間土坯房，他住了3年。

　　“那時的農村生活，就是干活、吃飯、睡覺，沒有別的。”當地農民回憶說，每天收工后，陳竺總呆在家里，看父母寄來的醫學書，常點著煤油燈看到深夜。第二天天還不亮，他就又起床，趕在出工前讀英語。“雙搶”時節，勞力們每天凌晨三四點就要出工，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盡管筋疲力竭，但陳竺仍每晚堅持學習幾個小時。“他的蚊帳熏得很黑，有一次差點燒著了。”為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每隔一段時間，陳竺就用英語給父母寫一封信，然后由父母逐字逐句修改后再寄回來。為了學習國外醫學，陳竺堅持從每月7元的生活費里，摳出來1元錢買《中國建設》。每次一收到新雜志，他就把有關醫學的報道翻譯出來，寄給父親，由父親修改好后再寄回來。就這樣，6年的“函授教育”，使陳竺打下了扎實的英語和醫學基礎。

　　落戶山香村4年后，陳竺積累的醫學知識，已遠遠超過當地的很多“老江湖”。1974年，21歲的陳竺正式開始了他的“醫學事業”——成為一名赤腳醫生。從此，山香村的村民只要頭疼發熱，就會去找“陳醫生”。

　　回顧那段經歷，陳竺曾說，知青生活加深了他對農民的感情。同時，也讓他切身體會到，“修地球光靠熱情是修不好的，國家要富強，必須靠知識和文化。”

　　1975年，陳竺被推薦進了江西省上饒衛生學校，兩年后留校任教。其間，他仍然沒有停止求知的步伐。1978年，他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我國著名血液病學專家、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教授王振義的碩士研究生。位列第二的，正是日后成為他妻子的陳賽娟。在王振義教授的指導下，陳竺學業進步很快，先后在《中華醫學》英文版上發表了三篇有關血友病的論文，引起國際醫學界的關注。不久，他就被接納為國際血友病聯盟的第一個中國人會員。

　　求學法蘭西

　　“一個能成就大事的人，一個可造之材”，王振義曾如此評價他的學生陳竺。

　　王振義沒有看走眼。1984年，陳竺憑著優異的專業成績和掌握英語、法語兩門外語的優勢，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首批赴法國擔任外籍住院醫生的人選，來到巴黎圣•路易醫院血液中心實驗室。一年后，他開始在這里攻讀博士學位，主修分子生物學。

　　這個歐洲最大的血液病研究中心，匯集了包括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讓•道塞在內的一大批著名學者。陳竺所在的研究生班共有19名學生，來自非法語區的只有他一個。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科技處的張志勤公使銜參贊，曾與陳竺同期在法國留學。至今回憶起來，他仍對陳竺佩服不已，“他不僅僅是刻苦，而是全身心、全天候地投入到學習中去”，當時有同學不理解他為什么那么拼命，背地里還送了他一個外號：學習瘋子。“每周末，留學生都會在使館教育處聚會，互相交流，也排解一下平日的寂寞，還可以免費理發、看中文報紙。所以，大家都很喜歡這種周末聚會。但陳竺很少去，他真是天生一塊學習的料。”在第一年的考試中，陳竺就奪得全班第一。

　　陳竺的夫人陳賽娟也是一塊學習的“料”。1986 年1 月，她“狠心”拋下不到兩歲的兒子，來到陳竺在法國學習、工作的研究所，攻讀細胞遺傳學博士學位。最初，由于課題設計上的問題，陳賽娟的研究工作進展得并不順利。夫婦二人決定冒險另辟蹊徑。但由于導師不同意陳賽娟做其他課題，他們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在陳竺的實驗室里加班加點。那段時間，中心的人都知道，“半夜還亮著燈的實驗室，一定是陳的”。甚至連實驗大樓的大門鑰匙，都由陳竺掌管了很久，因為他們來得太早，走得又太晚。

　　當夫婦倆在新課題上大有進展的時候，導師卻讓陳賽娟把它交給一位新來的、自命不凡的美國人。但陳竺夫婦并沒有就此罷手，而是開始了又一輪“地下工作”。半年后，美國人一無所獲，而他們卻寫出了兩篇論文，并得到了導師的認可。

　　陳竺夫婦曾說：“我們一生中面臨的最大考驗，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飛機場。”了解他們的人知道，這句話里飽含著心理掙扎。

　　1987年，陳竺夫婦陪法國代表團訪華。為了早點見到兒子，他們提前一天抵滬。二人風塵仆仆地趕到家時，兒子正在吃飯，抬頭看了他們一眼后又埋頭吃了起來。“快叫爸爸、媽媽！”一旁的外公外婆催促外孫。3歲的孩子敷衍著叫了一聲后，忽然想起外婆曾說“爸爸、媽媽明天會回來看你”，轉而快樂地笑著說：“我明天就要到飛機場去接爸爸、媽媽了！”陳賽娟的眼淚“嘩”地落了下來，緊緊地抱住兒子。

　　重返上海灘

　　在法國的兩年多時間里，陳竺夫婦度過了許多個不眠之夜，合作發表了6篇論文，在白血病分子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被法國同行譽為“具有突破性”。

　　1989年，陳竺夫婦倆決定按計劃回國。聽到這個消息，老師們勸他們：“留下來，你們會有燦爛的前程；回國，你們將一無所有。”“之所以回國，不是因為我不愛法國，而是因為我更愛中國。”陳竺回絕了挽留。他在自己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工整地寫下：獻給我的祖國。

　　1989年7月3日，一架飛機從巴黎戴高樂機場升空，向中國方向飛去。前艙緊靠舷窗的兩個座位上，坐著一對年輕夫婦。他們自信而鎮靜的臉上，偶爾露出一絲喜悅。

　　他們就是中國留學生陳竺博士和他的妻子陳賽娟博士。

　　飛機經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城市沙加時，同行的旅客們都離開座位活動身體，只有陳竺夫婦小心翼翼地從行李架上取下一個箱子，寶貝般抱在懷里。那里面是法國同事為他們準備的價值約10萬法郎的科研試劑。他們的導師也從法國抗癌基金會那里為他們爭取到了10 萬法郎的資助，用于購買科研器材。

　　飛機轟鳴著在上海落地。陳竺夫婦回到了祖國，回到了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迎接他們的是陳竺的恩師、血液研究所所長王振義教授。

　　歸國初期，創業之艱苦超出了陳竺夫婦的想象。他們將一路上小心翼翼帶回來的試劑存放在一臺冰箱里，但一個星期后，冰箱出現故障，試劑全部報廢。陳賽娟后來說：“那真是哭也哭不出來。”

　　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陳竺帶領的課題組，成功解釋了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發病原理。后來，他們又將砒霜成功引進到對白血病的治療當中，給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患者提供了一條生路。

　　1998年，陳竺“從戰術科學家轉向戰略科學家”——擔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當時，該中心是一個“聯邦制”的研究機構，將上海地區高校、科學院等6家單位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個國家級基因研究平臺。學術機構之間難免會產生觀點分歧，但是，“陳竺能發現合作者的優點，并能成功地將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金力回憶說。

　　在短短六七年間，陳竺牽頭承擔了一大批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取得了一系列國際先進或領先的研究成果，成為國內外享有一定聲望的青年學者。擁有中國、美國、法國科學院三個院士頭銜的陳竺，在學術界的聲望可見一斑。他所領導的上海瑞金醫院血液學研究隊伍，被國內外同行尊稱為“中國陳竺組”。

　　就職中科院

　　2000年10月，陳竺“轉戰”北京 ，出任中科院副院長，分管國際合作局和生物技術局。對陳副院長，無論是生物技術局局長康樂，還是國際合作局副局長邱舉良，都異口同聲地評價說：“平易近人，有戰略眼光。”

　　陳竺到底有多平易近人？“他經常一個人拎著包就來法國出差，根本不在乎什么接待條件。只要距離近，方便開會和工作，住小旅館他都無所謂。有時，他自己走路去坐地鐵。”張志勤參贊向記者透露，每次接待陳竺，他都覺得很省心。“有一次，我們共同參加一個國際研討會，副部長級別的陳竺本該是代表團的領導，但他發言時，首先把我作為代表團的負責人介紹給了大家，而他自己只是以科學家的身份參與了會議的討論。”

　　平易近人的陳竺，做起工作來卻是另一種姿態。“他總是能把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 中科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邱舉良說這話時，滿臉寫著欽佩。在2004年與法國巴斯德研究院談判過程中，他目睹了陳竺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

　　“非典”過后，由于某些國際組織對中國衛生界提供的各種數據持懷疑態度，因而中國急需同世界衛生組織認同的國際性機構合作，以提升對流行病的研究、預防和治療水平。憑借與國際同行良好的關系，陳竺首先與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取得了聯系，建議對方與中科院合作在上海建立巴斯德研究所。

　　巴斯德研究院是由私人基金會支持、世界上最權威的細菌病毒研究機構，在全球20多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非典”期間，該研究所第一時間派出專家與中國合作，共同研究對“非典”病毒的預防和治療工作。

　　2004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建立巴斯德研究所的談判進入最后的細節階段。由于雙方在原則性問題上互不讓步，從上午9點一直談到第二天凌晨1點仍沒有結果，眼看著就要談崩。為了挽救瀕臨破裂的談判，陳竺臨時建議雙方“喝點咖啡，休息一下”，然后再談。可在安靜的談判大廳里，中法雙方談判代表卻各坐一邊，涇渭分明，互不搭理。突然，陳竺急中生智，端著咖啡，走到巴斯德研究院談判負責人身邊，微笑著說：“謝謝你們在‘非典’時期給我們的幫助，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陳竺開誠布公地講出自己的難處和考慮，對于法方的顧慮也表示出真誠的理解。隨著談話的深入，雙方都意識到如果不做出適當讓步，談判可能就此破裂。而這是彼此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中方的真誠最終打動了法方的談判代表，在互相諒解的基礎上，雙方各讓一步，達成協議。兩個月后，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親自為巴斯德上海研究所的奠基儀式剪彩。

　　“他認定的，就一定會堅持下去，而且一定要成功。”說完這話，在陳竺直接領導下工作6年、如今已像朋友一樣的康樂局長陷入沉思，似乎想起了過去，也展望著將來。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