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孫軼瑋

　　很多人用“黑色”來形容2007年的5月。

　　5月8日至5月17日短短10天間，北京相繼有5名高校學生跳樓自殺身亡，更驚人的數字來自哈爾濱，僅這一個月，就有39人自殺，其中，約三分之一為高校學生。

　　一項以國內媒體公開報道為依據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大學生自殺案例，自2002年起不停攀升，2002年27起；2004年為68起；2005年116起；2006年130起。

　　上海市徐匯區精神衛生中心心理醫生單懷海因對自殺問題的研究，頻頻被多家媒體采訪。這位從事自殺研究已有幾十年的專家，對于來訪者們用“猛增”、“高發”、“嚴重”、“危機”等詞語來形容“大學生自殺”，反應出奇地平靜。

　　“大學生自殺只是當代中國人自殺現象的冰山一角。大學生自殺人數增加也沒什么特別奇怪的，可能是因為大多數人不清楚，近年來整個中國的自殺率，一直都在不斷走高。”

　　單醫生受上海社會科學院童世駿教授之邀，撰寫一份名為“當代中國人精神健康與變動趨勢”的調查報告，不久前剛剛完成的這份報告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就是關于當代中國人自殺問題的調查與分析。

　　中國是大國中的高自殺率國家

　　“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在中國，兩分鐘就有1人自殺身亡，有8人自殺未遂。自殺雖然是我國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死因，但在15至34歲人群中，自殺則是死亡原因的首位。我國每年有28.7萬人自殺身亡，有200萬人自殺未遂。有150萬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殺出現長期而嚴重的心理創傷，有16萬小于18歲的孩子因父親或者母親自殺而變成單親家庭……”這是2006年9月“世界預防自殺日”宣傳資料中的一段話。

　　這組數據出自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費立鵬教授的推算。“我國的政府機構沒有建立全國性的死亡報告系統，更不用說對自殺進行全國性的調查和統計了。”單懷海醫生向記者解釋。

　　因此，費教授的統計是根據以下兩個死亡登記系統之一提供的數據來進行自殺率的估算：一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因登記系統，樣本人口超過1億，約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另一個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管的疾病監測系統(NDSP)，樣本人口超過1000萬。

　　費教授的做法是，將衛生部死亡登記系統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數據推算到全部人群，然后通過對比人口統計估計的總死亡人數和根據衛生部數據推算出的總死亡人數得出死亡的漏報率，接著根據這個估算的漏報率(18%)將死亡率向上調整。由此得出中國總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二十三，自殺死亡人數為28.7萬，這一數據略高于衛生部報告的25萬自殺人數。至于自殺未遂的數字，衛生部有一個報告，是200萬。但按世界衛生組織的推算，自殺未遂的人數起碼是自殺死亡人數的十倍。按自殺的人數來推算，應為280萬。

　　其次，仍然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1998年自殺和自傷導致880萬傷殘所造成的損失，占中國全部疾病負擔的4.2%，這使得自殺成為繼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損失率為8.1%)、重性抑郁(損失率6.9%)和腦血管疾病(損失率為5.7%)之后，全國第四位重要的衛生問題。

　　單醫生在自己的報告中也引用了費教授這組數據的部分內容。他表示，一方面是由于進行自殺全民調查的難度非常高，另一方面中國在這方面的體制和系統存在一定的問題，還有就是中國人因傳統文化和觀念的原因會對這一類調查進行逃避和排斥。他說：“自殺率最高的是東歐國家，自殺率最低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國家、伊斯蘭國家以及少數幾個亞洲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不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只是大國中的高自殺率國家，但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目前，中國和印度的自殺人口加起來超過全世界自殺人口的三分之一。”

　　九成自殺者在自殺前遭受明顯社會心理應激事件

　　單醫生和他的同事們曾對121例自殺未遂者進行過一個跟蹤調查，將自殺主要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生物學因素。國外有遺傳學研究結果認為，有自殺家族史的人自殺危險性比較高，屬于先天因素。

　　其次是精神障礙和精神疾病。單教授認為這是目前自殺最重要的危險因素之一，包括了酒依賴、藥物濫用、人格障礙、抑郁癥以及精神分裂癥等。西方國家的大多數研究也表明，精神疾病是自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殺者中精神疾病患者達90%以上。抑郁癥在自殺者中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15%的抑郁癥病人最終自殺死亡。

　　但單醫生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研究報道的自殺死亡人群中，精神疾病患者約占30%～65%。

　　“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學者認為可能與研究方法學有關。”單醫生對記者解釋說，“我國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殺率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原因，一是我國對大多數自殺行為沒有進行診斷和評估；二是目前對精神疾病患者自殺率沒有科學統計數據。還可能與西方國家社會文化不同有關，也可能有方法學的原因。再有可能就是目前我們社會本身對于精神疾病的認同度不足，比如人格障礙或抑郁癥，有的患者包括患者家屬，可能從來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或者說認為很丟臉不愿意去醫院就診。這部分人并不在少數。”

　　最后是社會文化心理因素，這也是單醫生認為最需要關注的。

　　有研究分析認為中國自殺率的上升與目前處在巨大變革中的社會文化心理問題、自然災害、酒精濫用、吸毒、移民、離婚、家庭暴力、獨生子女教育、學習壓力、失業增加以及競爭激烈等因素有關。

　　單懷海醫生在調查121例自殺未遂者后，初步結果顯示，90.9%的自殺者前兩周遭受明顯的社會心理應激事件，包括經濟困難、家庭糾紛、夫妻關系、住房問題和失業等。主要為人際關系矛盾，家庭婚姻矛盾等。

　　“大學生5月頻頻自殺的主要原因應該也是這方面，社會各層面形成的壓力、城鄉差別導致的心理落差、就業競爭激烈，還有高校內部的人際關系、自身的感情問題等等，這代孩子獨生子女居多，對于壓力的適應能力不是很強，所以容易有自殺的沖動行為。”單醫生說。

　　由中國社會調查所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大連、沈陽、哈爾濱等地高校1000名大學生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對于“造成大學生自殺的原因”一項，59.2%的被訪者認為是人際關系失敗造成的；55.1%的被訪者認為是學習壓力大造成的；51%的被訪者認為是失戀造成的；34.7%的被訪者選擇由于畢業后找不到工作而導致；18.4%的被訪者選擇由于家庭條件比別人差而導致；12.2%的被訪者選擇英語四級沒過拿不到畢業證而導致；10.2%的被訪者選擇對專業不滿意而導致。

　　而來自北京回龍觀醫院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組調查數據在某種程度上也支持了單醫生的觀點。

　　該調查在全國23個有地理代表性的疾病監測點開展，共調查了895例自殺案例，其中，85%居住在鄉村或鄉鎮，28%從未上過學，58%服用農藥或鼠藥，47%有親友或熟人有過自殺行為，27%有過自殺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僅9%自殺前曾在精神或心理科就診過。

　　自殺者死前一年最常見的負性生活事件為經濟困難(40%)、嚴重軀體疾病(38%)以及夫妻矛盾(35%)。

　　中國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

　　學界對中國自殺率及自殺的絕對數字一直存在爭議。但在關于中國人的自殺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有一些獨有特性這一問題上，國內外卻取得了共識。

　　首先，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這在自殺未遂病例的統計中，可以得到求證。單醫生的調查報告指出，北京從200萬急診病例中收集了1萬余例自殺未遂病例中發現，農村地區綜合醫院急診自殺未遂病人數占急診總人數的1.65%，顯著高于大城市的綜合醫院0.25%的數值。

　　以美國和加拿大作為參照，這兩個國家目前人口的自殺率是十萬分之十一到十二，而中國人口的自殺率估算為十萬分之二十三，是前者的兩倍。但在這個數據中，還是有特殊的差異，因為前者農村和城市的自殺率差異不太明顯，但在中國，農村是城市的3倍。解讀這組數據，就會發現，國內城市的自殺率低于發達國家，但農村自殺率卻明顯高于發達國家。

　　其次是我國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左右。單醫生告訴記者，女性自殺率高主要是因為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率非常高。調查數據顯示，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率比年輕男性高66%，但是在其他人群中，男女的自殺率通常是比較接近的。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發布了《中國婦女發展報告》的藍皮書，在婦女與健康一章中，該書披露中國目前不但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遠比男性自殺率高的國家，而且每年有近16萬的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占世界自殺婦女數的一半。據統計，大部分西方國家中，一般男性自殺率為女性自殺率的3.6倍。

　　在綜合醫院急診自殺未遂病人中，女性與男性的性別比例約為三比一。其中，96%為服毒自殺。在各類綜合醫院，服用抗焦慮或催眠藥物是最常見的自殺未遂方式。而在農村地區的綜合醫院，則以服用農藥自殺更為常見。

　　另一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征是，在中國自殺比率最高的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最低的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費立鵬教授通過收集中國北方24家綜合醫院急診室診治的1.4萬自殺未遂者的資料，將數據推算至全國，得出所有綜合醫院診治的相關病例中，三分之二的自殺未遂者位于15歲至34歲年齡段。再進一步的估算結果是，50%左右的自殺未遂者為40歲以下的農村婦女。

　　而根據衛生部死亡登記系統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數據，也推算出了類似的結果：在中國15歲到34歲這個人群當中，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自殺。

　　最后一個中國獨有的特征是，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研究發現：70%左右的自殺死亡或自殺未遂者從來沒有尋求過任何形式的幫助；60%的自殺死亡者和40%的自殺未遂者在自殺當時有嚴重精神疾病。在綜合醫院急診室200萬自殺未遂的患者中，曾接受精神病評估與治療的還不到1%。

　　自殺干預不該是一紙空文

　　一直以來，單懷海醫生只要拿起手機，心里就會一沉，因為在他那只磨得有點舊的黑色手機里，充滿了不知名的對象發來的“死亡信息”。

　　“您好，我是××的朋友，此時此刻的我已經走到了盡頭，活著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我不想就這樣地離去……” “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痛苦了？”“可不可以告訴我怎么沒有痛苦地死去。”

　　單醫生說，每次接到這種短信，都會覺得難過、遺憾與無奈。雖然已經見過太多自殺案例，卻仍然不希望看到一個人在沒有任何救助的情況下，就這樣匆匆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絕大多數的人在自殺前其實是渴望得到幫助的，之所以走到自殺這一步，說明身邊的人都沒法幫助他。但作為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我們或許是可以幫到他的，但這些人卻往往不愿意面對我們，就這樣發條短信過來，你打過去也不接，更不用說見面談一談了。后來這些人的情況怎樣了，是自殺了，還是未遂，還是放棄了，我們也無從知曉……”

　　所以，在單醫生看來，在社會自殺干預網絡的建立上，除了設立專門的心理咨詢機構和相應的配套設施，也應該將一份投入放到對整個社會宣傳“心理衛生是公共衛生”的理念上，改變大眾對于心理疾病難以啟齒，不愿去醫院就診的觀念。

　　“其實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自殺率高是一個相當危險的社會問題，它小則影響自殺者周邊的生活環境，大則可以涉及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影響社會和諧。”

　　誠然，受到自殺問題困擾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社會，處在社會變革期的一些國家，也同樣被困擾。比如韓國自殺率已經超過了日本。韓國統計廳公布的報告顯示，韓國每10萬名死亡人口中，死于自殺的人數為26.1名。韓國的自殺率已經超過了位居第二的匈牙利(22.8人)和第三位的日本(20.3人)。

　　但正如單醫生所說，中國應該制定適合國情的自殺預防方法與策略，按照政府制定的《中國精神衛生規劃》，更好地利用精神衛生資源，開展預防精神疾病自殺的研究。

　　“比如，進行自殺率的全國流行病學研究就十分必要，有同行建議，要得到真實的自殺死亡率，必須一個一個地對自殺死亡的情況作心理學尸檢和社會文化尸檢，即仔細了解死者生前的社會經濟情況、心理狀況、人際關系和家庭關系、精神狀況等等，以有效地開展自殺預防和干預工作。”

　　“精神體檢”能推廣嗎

　　文／孫軼瑋

　　在Google搜索欄中輸入“我想自殺”，0.16秒后，約有500萬項符合的查詢結果呈現。而在“百度知道”里，關于“我想自殺”的求問有190項，其中包含了部分網友的痛苦自白、征詢可以死得“簡單點、舒服點、好看點”的自殺方法，以及在絕望中的求助信息等等。

　　瀏覽導致這些網友們企圖自殺的原因，發現有“屈原式”的“社會腐敗黑暗”和“報國無門”；有“瓊瑤式”的“他／她不愛我了”和“×年了，他／她竟然要和我分手”；以及“苦菜花式”的“婆婆欺人太甚”和“我太沒用，連一個朋友都交不到”等等。

　　另外有相當一部分自殺讓人覺得像是玩笑：“我17歲了，還那么矮，打不了籃球，不想活了”；“臉上痘痘一直除不掉，最近又長出了一大片，很絕望”；“我是一個高三的學生，腳特別臭，醫生說沒法治，痛苦極了”；“空虛，空虛得不行，想死，特別想死”……

　　此外，雖然還沒想到自殺，對生活充滿困惑的人也不在少數，有757位網友反復提著同一個問題——“人為什么要活著？”

　　單懷海醫生說：自殺是精神不健康的嚴重后果之一，但有多少人在變革社會影響下，“染”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一直以來卻是無從知曉。

　　“很多人只有當身邊出現自殺者，才會倒回去想自殺者生前是否已經有了心理問題或疾病。”

　　五成以上中國人存在焦慮不安情緒

　　單懷海醫生根據公開資料分析，目前全國約有嚴重精神疾病患者1600萬人。

　　單懷海醫生主持的調查對普通人群4506個樣本進行“是否感到目前的社會生活令你精神愉快”一項的訪問：受訪者認為自己心情非常愉快的占9.7%；認為自己心情比較愉快的占49.2%；認為自己感覺一般的占34.4%；不太愉快的占5.4%；很不愉快的占1.2%。

　　在“是否會感到焦慮不安”一項上，從4326個樣本中的統計結果發現：有時焦慮不安的占55.1%；很少焦慮不安的占32.5%；整天焦慮不安的占0.9%。即五成以上被訪者認為自己會時不時地感到焦慮不安，這個比率推算到全國，也就是說，約有6億至7億的中國人存在焦慮不安的情緒。

　　據單醫生介紹，由世界衛生組織牽頭開展的世界精神衛生調查，首批已完成了包括對中國等14個國家60483名居民的調查。對中國上海、北京進行的調查顯示，中國成年人中，精神障礙的年患病率為7.0%。但該調查同時也顯示，我國精神衛生服務利用率極不理想，僅11.1%的患者接受了精神醫學、普通醫學或傳統醫學的服務。

　　六類群體易發心理危機

　　單醫生對記者說：若以年齡來劃分群體，目前中國社會中，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數據顯示，最近幾年兒童抑郁癥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約占學齡前兒童的0.3%。新華社做過一個報道，中國目前約有20%的兒童出現抑郁癥狀，其中4%為需要接受臨床治療的重癥抑郁。中國老年性癡呆和抑郁癥的患病率正逐漸增高。1999年北京地區調查，65歲以上人口抑郁癥患病率為3.85%；65歲以上人口老年性癡呆患病率為3.86%；上海地區65歲以上人口老年性癡呆患病率為4.61%。”

　　除青少年和老年人之外，還有六類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況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首先是中國女性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況。單醫生的調查顯示了近年來中國女性心理障礙的發病率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其次是白領群體。媒體在最近幾年間不斷報道“過勞死”，“辦公室綜合征”等事件給人們留下較深印象。但單醫生說，最值得關注的不僅是現象本身，更重要的問題是相當一部分白領階層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認識存在誤區，因而失去了早期發現和治療的機會。

　　“白領階層是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他們工作生活的壓力可能比一般人群要大。例如有些白領階層不能應對都市化的快節奏生活和工作的競爭壓力，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在職場壓力下，他們工作條件和待遇都相當優厚，而心理問題卻沒有人關心。由于擔心自己會被淘汰，所以工作非常投入，而忽視自己的精神健康。”

　　第三類人群，單醫生把他們歸結為企事業單位人員，其中特別提到警察、教師、公務員和醫生及部分事業單位知識分子的精神健康狀況要“特別注意”。

　　調查表明，在所有的應激性職業中，警察心理壓力最大，屬于高風險、高負荷、高強度的“三高”人群。

　　單醫生說，“由于警察長期遭受特殊的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也會出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和心理障礙。據重慶市公安局對民警的調查數據顯示，重慶全市警察約有50%身患不同程度的慢性病，超負荷工作、心理壓力過大已經成為警察隊伍中的普遍現象。”

　　中國軍人是單醫生報告中容易產生心理問題的第四類群體。

　　第五類為農民和農民工。這個群體的人數極其龐大，農村地區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卻又嚴重缺乏，精神衛生服務水平不高，是造成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礙患者治療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有些精神病人甚至被鎖在家里得不到治療，有些經常在社會上肇事惹禍。”單醫生解釋說，“此外，隨著城市建設不斷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謀生，他們的經濟收入普遍較低。他們在城市的生活中遭遇了種種困難，例如婚姻和家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權益和保護問題、營養問題、衛生保健問題和計劃生育問題等，這些問題帶來的精神健康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最后一類也就是近來最受關注的學生精神健康狀況。有關學生的一項心理健康調查表明，約50%的學生心理處于不健康或亞健康狀態，心理問題陽性檢出率為17.3%至21.1%，學生自殺、暴力犯罪率呈不斷上升趨勢。

　　“學生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群體，卻因為種種原因，例如學生的醫療保障問題沒有解決，學生精神健康狀況與維護目前還沒有納入疾病控制范圍，所以已經成為精神健康的弱勢群體。這幾年國內媒體相繼報道的清華大學學生動物園內傷熊事件，云南某大學學生殺人事件，以及一些名牌高校大學生和研究生自殺事件等等，說明了問題的嚴重。”單醫生說。

　　心理疾病造成社會負擔

　　在很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如果不是到了行為失常的地步，精神健康不健康，問題不是特別大。更何況，像單醫生說的，相當一部分群體的精神健康目前在中國還沒被納入疾病控制范圍。

　　目前國際疾病分類與統計中，除了注意疾病的發生率、死亡率等統計事項外，還特別注意疾病的傷殘生命調整年和疾病的社會負擔。前者注意個人因病導致社會功能殘障而使其為社會服務的壽命縮短，后者強調疾病給社會帶來的負擔。

　　據歐盟統計，在歐洲國家中因心理疾病自殺的人每年達5.8萬，比在車禍和謀殺案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心理障礙則是造成歐盟國家員工缺勤、提前退休和申領因工喪失勞動能力補助的三大原因之一。據保守統計，心理疾病給歐洲各國造成的損失相當于它們國內生產總值的3%到4%。

　　單懷海醫生的調查報告則顯示，精神疾病在中國的疾病總負擔中已排名首位，約占20%。有預測稱，進入21世紀后各類精神衛生問題將更加突出，到2020年精神疾病的負擔將上升到中國疾病總負擔的四分之一。

　　應像對待感冒一樣對待早期心理問題

　　單懷海醫生工作所在的徐匯區精神衛生中心，小小的一層，約百十來平米。用玻璃隔出來的心理診療室則更是簡單到只有一張桌子，幾個簡易凳子和一張破舊的沙發，但這還是中心內幾位心理醫生一起合用的。

　　可前來就醫求助的患者和家屬卻是一撥兒接著一撥兒。一個看上去快急瘋了的中年男子，一邊拿著手機打電話，一邊緊緊地拉著單醫生。單醫生解釋說，這名男子的女兒是一所知名高校的英語老師，各方面都很優秀，在幾年前突然會時不時地失控，發出怪叫，父親經人介紹想帶女兒來單醫生這里看病，沒想到女兒卻死活不肯，覺得十分丟人，甚至連跟醫生進行電話交流都不愿意。父親情急之下就當起了傳聲筒，把醫生的詢診復述給女兒聽，然后把女兒的回答再轉述給醫生。

　　還有一對一大早就從江蘇江陰趕過來的母子。兒子顯得寡言，母親則是一提兒子的事就眼淚汪汪：“就是高考沒成功，復讀了一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現在什么事都不干了”。而之所以舍近求遠來就診，是因為當地醫院沒有相應的治療服務。

　　“沒有足夠專業的心理咨詢機構，對心理問題又沒有良好的認識度，包括這些患者的家屬，都是到了在行為上出現嚴重癥狀才想到找醫生。當然，他們仍然還算是明智的，至少還找了醫生尋求幫助，有多少人直到自殺死了都沒有受到過任何救助，我們甚至是不愿去想象的。”單醫生告訴記者。

　　當世界上已將人類的精神健康問題當作是一個危機重重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時，中國人的精神健康甚至還沒被列入到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中。

　　“如果大家能像對待感冒一樣對待自身的早期心理問題，同樣的，醫療機構也能提供像對待感冒一樣方便有效的治療，那就十分理想了。另外，我一直有這樣的想法和建議：是否可以把心理健康的檢查也列入例行體檢的內容中，如果我前面的想法有些可望而不可即，這點，我想不是有多難的事情。”記者查閱了徐匯區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健康測評的價目單，發現單次最高收費的測評為80元，最低只有3元，而前者是需要大半天時間才能完成的一項精密評估。

　　上海國賓醫療中心是滬上知名的一家貴賓式服務體檢機構，也是上海地區唯一一家在體檢內容中涉及“心理健康測評”的醫療機構，但也只有在一個價格為500元上下的豪華體檢套餐里包含。該中心倪先生很遺憾地告訴記者，到目前為止在他們所接待的客人中，幾乎沒什么人做過這個測評。

　　“我們只有在客人主動要求的情況下，才幫他做這個測評。主要還是觀念的問題，大多數人重視的還是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容易被忽略。換個角度說，可能也是不愿意面對和接受自己心理有問題這樣一個現實。坦白說，我們這個心理健康測評也不是很專業，由于醫療體制的關系，我們這樣的醫療機構實際上是不能做與精神健康相關的內容的。”倪先生十分坦率地對記者說。

　　而這也恰恰是單醫生在完成整個報告之后最深的一個感觸。

　　“老百姓的問題，是觀念的問題，可以慢慢引導慢慢改變，這不是目前最大的障礙。最頑固的問題還是落后的醫療體制，包括對精神健康的界定，醫療機構服務項目的限制，以及中國精神科醫生的有效使用率等等。”單醫生最后說，“中國心理醫生的專業水平并不比其他國家差，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也不算少，可是，為什么我的報告中還是呈現出了這樣一個令人堪憂的整體狀況，還是有那么多已知的未知的人在不斷自殺。到底是哪里出問題了呢？”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