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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都在泰坦尼克上，即使坐頭等艙又有什么用？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全球正努力把泰坦尼克改造成諾亞方舟，而巴厘島會議正是這個艱難歷程的關鍵一步

　　本刊特約撰稿/馮亦斐

　　12月初，全球媒體的目光聚集在印尼的巴厘島。如果說，日本京都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歷程中的起點，那么，巴厘島就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驛站。 正在這里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將討論并制定“后京都議定書時代”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向。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到期，為了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不至于中斷，本次會議最重要的任務是繪制一個“巴厘島路線圖”，為2009年最終達成新的協議設定一個時間表。

　　12月12日，世界各國高官聚集巴厘島。中國派出了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領銜的代表團。此前，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及有關國際機構的1萬名代表已經到會。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言，科學家們為了保護環境已經做出巨大貢獻，現在是政治家們行動的時候了。

　　 “巴厘島路線圖”的談判格局

　　繪制“巴厘島路線圖”的最主要障礙，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一些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上對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提出了苛刻要求，而發展中國家則指責發達國家在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不夠積極。

　　觀察家認為，對“巴厘島路線圖”最為現實的期望是，各國能達成一張通往“后京都時代”的談判路線圖，并明確2009年是達成談判的最后期限。

　　“當前的談判格局基本上可以用‘群雄紛爭，三強鼎立’來概括。”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說。

　　所謂的三強，其一是歐盟。歐盟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發起者，姿態積極，但歐盟在吸納新成員后各國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內部協調難度相對增大；其二是以頭號排放大國美國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在內的“傘形國家集團”。這一集團眼看歐盟竭力占領氣候變化道義制高點，不甘心日益被邊緣化；其三是包括77國集團和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德國伯爾基金會中國辦公室氣候變化項目負責人喻捷認為，在這次大會上，各方態度越來越清晰。歐盟比較積極，帶頭承諾減排。比如德國剛通過了一項減排政策，承諾2020年以前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40%。

　　喻捷指出，傘形國家集團內部已經有了一定的分化。澳大利亞在新總理陸克文宣誓就職后立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讓美國成為惟一未確認該協議的發達國家。 雖然澳大利亞目前設定的減排基準，是2000年的碳排放水平，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基準年份是1990年。“澳大利亞還算不上是三好學生，但起碼有一好。” 喻捷說，“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了。”

　　不過，傘形國家中除了老大美國以外，“刺頭”也不少。“其中日本和加拿大起的負面作用挺大的，看這架勢是不想簽協議了。”喻捷說。她認為，日本目前的能源效率的確很高，很難減排，但日本電廠能耗比歐盟高，因此減排還存在一定潛力。

　　而在加拿大，盡管加拿大國民對繼續執行《京都議定書》的支持率很高，但執政的保守黨卻在國內對其進行丑化，認定它是“劫富濟貧”的工具，為進一步執行議定書制造障礙。

　　“不要對美國絕望”

　　12月6日，美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哈蘭•沃森在的新聞發布會上明確地表示，在此次氣候大會中，美國不會同意任何具體減排目標。

　　沃森表示，華盛頓正沿著自己規劃的方向推動環保事業，美國將在明年舉行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間的單獨對話，“具體的減排數字可以在那時候再仔細討論。”

　　但事實上，美國并非鐵板一塊，其內部已經發生改變。2004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克里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參加了巴厘島會議。他介紹說，美國已有25個州有自己的減排目標，超過200個城市有自己的減排目標，西部的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排放交易系統——自下而上的減排行動正在美國開展。

　　12月5日，美國參議院環境和公益事業委員會批準了一項里程碑式的法案，提出到2050年，美國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2005年減少70%。這項法案將在參議院進行投票表決。由于法案所定的目標較高，能否通過并無把握，但克里保證，“即使這個法案通不過，也會有新的法案跟進。”

　　克里表示，目前，所有民主黨的候選人都支持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減排。而在共和黨中，約翰•麥凱恩等重要議員也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支持者。克里言下之意是：整個華盛頓的政治氣氛將隨著布什時代的結束而發生變化，請大家不要對美國絕望。

　　中國的策略

　　在發展中國家的隊伍中，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排放大國的態度最為關鍵。相對于印度“死守”的態度，中國和巴西比較有建設性。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張海斌認為，印度的態度，反而使中國成為一個橋梁。“中國可以作為中間人來斡旋，讓事情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

　　“中國采取的戰略是以攻為守。” 喻捷說，“先給大會一個貢獻，就不太容易被往角落里逼，這就給中國自身減壓了。”

　　今年6月4日，中國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原則：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率先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協議，而中國的任務在于采取一系列法律、經濟、行政及技術等手段，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并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中國的靈活態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定認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12月3日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寫的文章中，稱贊中國應對環境問題做出的努力。文章稱，中國將在5年時間里將國內生產總值單位能耗減少20%，這在本質上與歐洲國家承諾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20%的目標基本一致。

　　張海斌認為，中國的談判策略方向是正確的，“就應該更加主動、靈活地談及這個問題。”但他也指出，中國目前談判的重點應主要集中在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和技術轉讓上，而不是減排問題。“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有利的技術和資金，促進可持續發展，更好地走向低碳經濟的模式。”

　　喻捷也認為，中國不能過早承諾目前沒有辦法承諾的事情，否則會限制本國減貧、扶貧的努力。“不能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但要盡量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