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價格的居高不下，引發了對單位集資建房的同情，以往被視為福利腐敗淵藪的單位建房再次登堂入室。有人批判開發商哄抬房價，得出的結論是自己飲鴆止渴，令人匪夷所思。

　　與個人集資建房不同，單位集資建房從獲取土地到房產分配，都有行政色彩，既難公平，也無效率，還有后患。

　　從土地獲得來說，能夠擁有自有土地”的單位幾乎都是些大型企事業單位，這些無償劃撥或者低價獲得的土地是因為單位特權身份而得。當初以防止國企破產等理由獲得公共資源，單位沒有有效使用，如今反而成為企事業單位的一大利好，借助單位集資建房這一模式，公共資源成為單位內部資源。占據特權的企事業單位因此不僅成為市場的特權階層，更成為福利的特權階層。從廣州部分已批出建設自建房的單位來看，都是大型占據特殊市場地位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就業人士將對這些效率低下的單位趨之若鶩，后果是直接降低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對中小民企等非特權企業就顯不公。

　　如果公共資源要轉變為某個單位的福利資源，那么，該單位必須做出等價補償，這樣對于所有納稅人才是公平的。政府可以將相關利益轉移到低收入人群身上，以實現二次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再說房產分配，一些媒體以普通工人住進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這樣煽情的標題，進行感性支持。誠然有低收入職工因此受益，但更大的不公隱藏在冰山之下。

　　2001年7月，西安市糧食局以其下屬某公司干部住房緊缺為名進行集資建房，2002年10月建成并分配給了職工，按官階論處；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為解決職工住房而修建的住宅小區，人人有份，內需滿足之后還搞起外銷……這種情況全國各地皆有，《半月談》等媒體報道，在全國一些地方，不僅黨政機關在為公務員建造“公務員經濟適用房”，大專院校、科研院所、文化團體、衛生機構乃至大型國有企業，凡是有錢有權的單位都在想方設法大搞“自建住房”。

　　有人會說，這是監管不當所致，政府已經做到“三限”，足以彌補這一漏洞。果真如此嗎？

　　所謂三限，即“限戶型、限價格、限銷售對象”，只能賣給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的家庭。如果分配不規范，要給予行政處分。如果國土房管部門的這一美好愿望真能達成，那么在經濟適用房領域就不會出現多么多明目張膽、難以扼制的尋租行為了。

　　設想一下，如果身為某單位的房管會主任，他必須面臨以下幾個難題：第一，如何甄別單位員工的家庭收入情況？第二，如何防止在得到與得不到自建房的新老職工之間，形成新的不公？第三，如何對付勞動力流動？如果職工走出單位就收回自建房，有違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趨勢；第四，有效率的員工因為收入稍高得不到住房，低效者反而受到鼓勵——那單位就成了救濟院，市場效率只能一敗涂地；第五，有本地戶口與無本地戶口的職工、不同聘約的職工是否區別對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如何應付來自上司的壓力，上司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紛紛擠進單位，伸手要房怎么辦？這些棘手的難題如何解決？要達成監管的成本由誰支付？

　　而如果對單位自建房逐個嚴格審批，剩余部分收歸地方政府，恐怕單位的建房動力就會打個大大的問號了。

　　因為房價高而贊成單位自建房，只會離充分競爭的目標越來越遠。(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