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價格”和“強保障”兩手都要硬

　　實際上，最直接的解決“夾心層”住房難的辦法就是合理地降低房價。小劉說：“如果房價能夠降一降，哪怕就是漲得沒那么快，我們也能松一口氣，對買房子還有個盼頭。”同屬“夾心層”的北京市民王少華認為，“夾心層”大多數是工薪階層，涉及人數眾多，要想解決這個階層的住房難，還需要依靠市場“消化”。

　　李稻葵指出：“房價上升過快是有問題的，對此社會都有共識，許多人都有切膚之痛。”

　　另一方面，“夾心層”的住房難題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完善住房供應體系。對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近日在江蘇省考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建設時釋放出強烈信號。他表示，在不斷完善市場機制與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政策體系的同時，要積極探索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等住房建設方式，加快解決新就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等“夾心層”群眾的住房困難問題。

　　“夾心層”住房難問題的解決還離不開地方政府對保障政策的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報告顯示，截至8月底，保障性住房建設完成投資394.9億元，完成率僅為23.6%。這一數字的背后凸顯出我國不同地區還在不同程度上對住房保障政策執行不力。顯然，政策再好，不落實到位也就不可能解決實際問題。

　　顧云昌還指出，住房問題是一個系統問題，不僅僅需要政府從市場與保障的角度入手進行改革，還需要運用系統思維，從完善土地供應體制、健全房屋交易和租賃市場、發展住房金融體系等方面多管齊下，從根本上解決“夾心層”住房難這個久拖未解的難題。

　　作為我國加速推進城鎮化的主力軍，出身農村的大學生進城之初，對生活滿懷憧憬。然而記者近日在山東、內蒙古等地調研了解到，高房價已成為這批“城鎮化主力軍”融入社會的最大障礙。

　　“啃”父母、貸款、舉債、節衣縮食、集體觀念弱……高房價壓力下，許多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積累、消費等能力被嚴重透支，個人、家庭的發展空間遭到擠壓，甚至價值觀也出現扭曲。部分專家指出，高房價對農村籍大學畢業生的擠壓效應，對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和社會良性發展很不利，應引起高度重視。

　　“少拖累老人一點，就是多盡孝心”

　　“從小學到研究生上了18年，幾乎用光了家里的積蓄。工作后還要讓老爹老娘幫著借錢買房，想想都羞愧！”提起房子，28歲的張志軍連聲嘆氣。

　　出生于內蒙古包頭市城郊農村的張志軍，于2007年研究生畢業，目前在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每月工資約3000元。為了省錢，眼下他和女友住在公司的宿舍里，每月租金只需50元。

　　張志軍介紹說，倆人每月收入勉強超過5000元。相比之下，在青島市最偏遠的李滄區，房價也已竄至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住所沒著落，婚期一拖再拖，讓張志軍壓力很大。每當有同事問起結婚日期，他都不知道怎么說才好。為此，他和女友計劃一年內在李滄區買套6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新房哪敢想，買二手房也得貸款20萬元以上，一想得還十幾年都心慌。”

　　剛工作兩年的張志軍沒啥積蓄，要買房就必須同意父母出首付款的提議“其實一多半錢是向親戚借的，為了給我買房，老人們年近花甲又拉了一堆債務。”張志軍愧疚地說：“以后只能好好工作，少拖累老人一點就是多盡孝心！”

　　與張志軍處境類似的農村籍大學畢業生不少。老家在山東省濰坊市的朱建成，現年31歲，盡管他和妻子每月的收入接近5000元，卻一直堅持租房住。

　　朱建成說：“上了這么多年學，哪有臉再向老人伸手？青島市主城區的房子每平方米一般都在8000元以上，新進城的農村子弟大多處在夾心層，想買房就得把青春廉價‘賣’給開發商，往往還會惹得父母背上沉重的經濟和精神包袱。”

　　“身上全是擔子拿啥奉獻？”

　　攢錢、還貸、還債……為了買房，部分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只得竭力壓縮日常開支。由于收入嚴重透支，他們與富裕階層的經濟差距逐漸拉大。面對經濟、發展壓力，不少人的自我意識明顯增強，公民和社會責任意識出現弱化。

　　34歲的布合，是內蒙古巴林右旗走出的“農村娃”。2004年研究生畢業后，他進入呼和浩特市將軍衙署博物院工作，年初剛要了孩子。布合說，為了孩子出生后能落戶，2007年底他咬牙買了一套66平方米的二手房，但也為此花光了3萬元積蓄，欠了同學4.5萬元債務，并且背上了10.5萬元銀行貸款。

　　記者了解到，布合與妻子每月的實發工資約為3800元，扣除500元生活費、800多元育嬰費、1428元房款等花費，其它全省下來也只有1000元左右。

　　買房前后，布合一家的生活反差特別大。以前住宿舍，沒有房費、物業費等開支，吃穿沒啥壓力，“如今買幾斤菜都得思量半天”。布合自嘲說，為還債，他已無力分享社會發展帶來的財富機會“我們每天往外掏錢，很多人在天天掙錢，貧富差距能不擴大嗎？”

　　在青島，自從有了買房計劃，張志軍和女友的生活質量也明顯下降。“剛畢業時哪想過這事？一旦需要面對、解決這個問題，感覺心態一下子老了很多，剛工作時很輕松，如今更像是在支撐；以前喜歡啥就吃啥穿啥，現在只買生活必需品；以前盼著參加同學聚會等活動，現在能躲就躲；以前愛憧憬未來的生活，現在主要愁咋多掙點錢……”

　　個人、家庭的發展也明顯受限制，有被邊緣化的趨勢。記者了解到，作為年輕的文博工作者，布合急需加強學習，眼下他卻有心無力“我不發展沒啥，怕的是經濟困難將來會影響孩子的發展。我們這代基本定格了，可孩子不能一出生也定格吧？”

　　“以前見面，聊的主要是生活、工作和發展啥的，如今一張口就是錢啊、房啊、干私活賺外快，好像都突然沒了理想。”部分已工作幾年的農村籍大學畢業生說，說起來是“農轉非”了，可大多數人都在為有房住、有口飯吃“掙扎”，除了父母親人，誰分擔過這份壓力？在這種環境下，人能不變現實、浮躁、急功近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