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記憶影響了我的世界觀

　　記者:鄧小平復出后，你個人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時代的變化嗎？

　　潘石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親身感受到這種改變是非常的快。記得大概是1979年，我放學回家后，有些抱怨。我的父母親就說，鄧小平還是挺偉大的，他對中國的發展很有貢獻，你再往后退五年看看，和現在都完全不一樣。他們在宏觀上給我說了說，而且給我算了一下:我父親獲得平反，過了大概半年補發了工資，之后又給他長了一級工資，還恢復了他的黨籍……就這樣算來算去，每半年就有一件好事情。

　　記者:你出生在毛澤東時代，1963年。比較深刻的、帶有時代色彩的記憶都有哪些？

　　潘石屹:我小的時候，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飽飯，饑餓。其他東西還可以承受，就是這個饑餓是沒辦法承受的。這點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包括后來從商，比較看重金錢，覺得有了錢就能解決吃飯、教育、看病這些問題……這還是受小時候缺衣少穿年代的影響比較大。

　　記者:“文革”結束后，你就隨家人從農村進城了，你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家的，應該說得益于鄧小平時代，我感覺你個人的變化和時代的變化是一致的。

　　潘石屹:所以任志強說，我是改革開放的一代。

　　政府官員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場了

　　記者:你的第一桶金是在海南房地產瘋炒之時掘得的。海南房產泡沫事件，實際是改革過程中盲目性一面的體現。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是改革的不成熟成就了最初的潘石屹。你怎么看這個事？

　　潘石屹:在海南島，我們的第一桶金是，六個人總共賺了一百多萬。現在看，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對我們是一個試驗、是一個成果。讓我們根深蒂固地了解了這個市場。海南島的泡沫，就是因為盲目，不了解市場。但是通過海南島的經驗教訓，讓商人和從事行政管理的官員都了解什么是市場了。其實海南島的起起伏伏，是做了一個試驗，在這上面犯一些錯誤，我覺得都是正常的，就像人成長的時候不能不得病一樣。我覺得從大事來看，有兩個趨勢是擋不了的，一個是國際化，一個是市場化。市場化對中國尤其重要。

　　記者:在鄧小平時代，改革雖然總體上是深入發展的，但有的年份還是左右搖擺不定、甚至有后退。從個人的經商經驗來看，你能深刻感到這中間的政策變化嗎？

　　潘石屹:感覺還是比較強烈的。1989年之后開始治理整頓，那時候我還在海南，慘得一塌糊涂。完全是蕭條。我記得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大年三十下午，海南島就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沒有。我們有半年多沒有干什么事情了，就天天念佛經。我和朋友祝軍身上都沒錢了。他家在南京，我家在甘肅，他提議我倆扒火車回家吧，看誰大冬天的能回到家，到家就互相發個電報。我開始覺得挺好，挺冒險的一件事情。后來又擔心在火車上給凍死了。就沒扒火車。后來，他騎自行車到離海口170多公里的地方找他女朋友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了。我去海口最繁華的島看了一下，冷冷清清都沒有人。我覺得在國家管理經濟上的大幅度起伏，對下面最基層的人的影響非常大。

　　記者: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你的事業基本上就非常順利了。

　　潘石屹:那之后因為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碰到一個波動，也能夠扛得過去了。當然，這之后，政府的官員也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場了，管理的經驗也越來越豐富了，沒有那種打仗的風格了。原來都是感情用事，說讓你死你就必須要死。如果不死的話，他們就像沒有消滅一個敵人一樣。其實在經濟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這個時代不要再出來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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