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來，南京房價飆升，面對這一局面，南京市首開地方政府動用行政手段調控房價先河，對商品住宅實施以“政府指導價”為核心的價格監管制度：核準基準價、限定利潤率、規定最高漲幅5%……這一做法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而遭到開發商等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批評。

　　南京市有關部門對商品房實行“政府指導價”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今年，南京的房價幾乎“一天一個價”，據統計部門數據，今年4月南京普通商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高達11.5%，創下兩年來新高；5月份南京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又上漲了9.2%，位居全國第6位。其中，南京市江寧區某樓盤兩個小時從3900元/平方米上漲到5100元/平方米，漲了1200元/平方米，成為“中國房價史上的一個神話”。

　　這正是政府嚴格監管房價的背景。南京市有關部門認為，他們對商品房實行價格監管的依據是我國《價格法》的相關規定：“與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的極少數商品價格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住房是關系到百姓基本生活的頭等大事。并且，江蘇省在1998年就將普通商品住房列入了政府指導價格商品的目錄，南京的做法是符合相關法規的。

　　開發商“炮轟”調控房價的手段，借助的主要是市場經濟這面旗幟，最典型的如任志強的說法：“政府指導價”是向計劃經濟開倒車。事實上，目前，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只要敢在房市調控上有所作為，立即就會遭到地產大鱷們的批評。市場經濟并非萬能，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和既得利益集團卻忽略或利用了這一點，他們借助市場化幌子維護自己的利益，使一些經濟行為越來越遠離民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 “(市場原教旨主義)既是一種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別提發展中國家。”這種觀點即使在西方也不時有人提出，可見，對市場經濟的反思即便是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不乏質疑之聲。

　　現在的問題是，對商品房實行“政府指導價”即使合法且有其合理性，卻很難產生效果。商品房售價在價格發現鏈條中處于末端的地位，真正發揮作用的因素在源頭，僅僅對最終售價實行監管很容易被開發商化解。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開發商捂盤惜售、囤積居奇，供應量大幅度下降，市場中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價格就必然會上漲。再比如，如果投機因素占據主導，一人買多套住房的行為受不到限制，就會人為地制造出供不應求的假象，這種情況下房價也必然上漲。并且，這些因素所導致的房價上漲都不是行政力量所能控制得了的。

　　因此，南京市有關部門對房價實行“政府指導價”看起來熱熱鬧鬧，但可能很難產生應有的效果，因為它無法改變最重要最本質的東西，即供需失衡問題，在供需矛盾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單方面監管房價只能是徒勞的。

　　因此，筆者建議南京市有關部門采用市場化手段，加大社會保障性住房的供應量，從多渠道增加供給的角度來滿足市場中的住房消費需求。同時，要嚴厲懲處和制裁房市中的投機行為，防止少數人通過掌握住房供應來操縱市場、控制房價。這種市場化的調控比行政手段更有效，且不容易受到非議。(馮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