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兩個月“高校經濟圈”隨著開學又慢慢復蘇，高校附近的酒吧、餐館、租房又迎來生意高峰期。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學生租房族推動了高校附近租房量的上升，學生、房東、房屋中介在租房上都有自己的一本賬。租房環節如何操作？利益如何分配？禁租令是否能禁租？學生租房是堵還是疏？記者進行了調查。

　　高校商機引來房產投資熱

　　記者在人民大學、民族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第二外國語學院幾所高校看到，學校外車站、廣告牌、電線桿上，學校內宿舍樓、食堂、櫥窗等地都貼有求租或出租房屋信息。求租人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大學生及考研學生求租校外房屋，一種是校外人及考研學生求租學校內床位或宿舍。

　　求租人對房屋的要求一般較低，很多求租校外住房信息上要求：有床，能做飯，干凈即可。而求租校內住房的要求更為簡單有床位。但他們對于房價卻有一定的范圍要求，校內床位一般要求在每月300—500元之間；校外住房合租價格一般要求在600—900元之間，一居室價格稍貴。

　　趙宏軍2002年在中關村附近買了一所85平米兩居室房子自住，從家到公司才二十分鐘車程。2005年趙宏軍調到朝陽區工作，每天上班往返三個多小時讓他筋疲力盡。公司給員工提供住房補貼，在外租房的員工每月可享受800元的租房補貼，趙宏軍立即租了姐姐在朝陽區的一居室，“親情價”每月800元，而他自己在中關村的房子以每月1400元出租給兩個剛參加工作的畢業生。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讓趙宏軍發現了“高校商機”。趙宏軍在2006年初去交物業管理費的時候順便看了一下自己的房子，沒想到承租人已成了二房東，把房子出租給四個大學生了。

　　“租給大學生倒不是什么壞事，兩對小情侶，房子收拾得很干凈。但是一問大學生的房租才知道自己虧了，我當時月租1400元就是很低的價格了，就是同情他們剛畢業收入不高。”趙宏軍說。

　　趙宏軍的承租人把房子以每月2100元的價格轉租給了四個大學生，每個月凈賺700元。趙宏軍與承租人合約一到立馬收回了房子，把房子格局重新調整了一下。

　　趙宏軍把原有的兩居室改裝成了三居室，取消了客廳的位置，再以每間房屋800元的價格出租，每個月收租2400元，比以前多了整1000元。

　　“房子特別好出租，和人民大學離得很近，走路十幾分鐘就能到，我就租給大學生，現在在這里住著兩對情侶，一個考研的，他們不會惹是生非，對房子也比較愛惜。”趙宏軍說。

　　因為房租可觀，趙宏軍進行了一項投資。2006年6月趙宏軍在中國傳媒大學附近買了一套80平米小三居的二手房，與傳媒大學隔街相對，每平米5100元。

　　“用公積金貸款買的，我和老婆的公積金提出來夠首付了，自己手上再加點錢多付點首付，這樣每個月只交1000多元錢月供，我們倆每個月的公積金就夠交月供了。我把房子交給中介了，每個月2200元，不管淡季旺季，租金一年一付，中介把房子隔成了四間，租給了大學生，也很省心。”趙宏軍說。

　　趙宏軍除了自住房以外，并有兩套房出租，每月收租4600元，他是高校經濟圈的受益者，其他租房受益者還有房屋中介。

　　房屋中介熱捧群租

　　張玲(化名)是某房屋中介公司的客戶經理，她向記者談起她的生意經。

　　“房源是最重要的，校內的住房出租很賺錢，但房源比較少，一般是熟人才把房子給我們中介，校外的房源較多但競爭對手多。”張玲說。

　　張玲手上有幾套校內住房，主要是教師宿舍，一居室和小兩居的較多，宿舍里擺放高低床，以床位的形式出租。

　　“這樣床位很好出租，一般出租給考研學生，剛畢業正在找工作的學生，還有一些參加工作的人也喜歡住在學校，吃飯方便，租金便宜，也很安全。”張玲說。

　　張玲介紹說這樣的床位一般在每月350元—500元之間，看宿舍條件和床位多少而定。“一般十五平米的房間能擺三張高低床，也就是6張床位，這樣稍微大點的房間床位價格就在450元左右，一間房就能收租金2700元左右。如果房間小了就是300或350元一個床位，一間房能收租金2000元左右，按這樣算，一居室下來能收租金4000元左右，這比在校外的房價高不少。像這種房子中介能拿到就很滿意了，房東和中介一般都做熟人生意，互相信任，畢竟學校不支持這種出租行為。”

　　校內房源少是租金高的主要原因。“也有一些研究生或大學生把自己的床位出租的，但我們中介一般不介入，因為學校有時會做檢查，而且床位分散，租金不高，學生自己在網上登記就能做了。”張玲說。

　　對于校外的房屋張玲坦言群租能賺更多的錢。張玲算了一筆賬，拿一間30平米的一居室為例，租金一般在1000—1300元之間，求租對象一般是白領。但如果把一居室的客廳和房間隔成兩間，每間房擺兩張高低床，就有8個床位，每個床位按300元來算，每個月有2400元的租金進賬。“很顯然群租更為合算，但群租也不見得一定就是大學生。”張玲說。

　　據了解，中介出租房屋收入主要有兩塊：一塊是直接承租房東的房子，然后重新格局出租，賺取差價，另一塊就是收取承租人的中介費。前者能給中介帶來更大的收益。

　　但群租居住條件很差，管理也比較混亂，存在著一定的隱患。張玲對記者介紹，中介會與承租者簽訂合同，“合同里規定承租者要遵紀守法，不能在出租房內從事違法行為，不能破壞公共財產、房屋結構等等，”張玲說。但對于群租者的人身安全及財產安全等方面中介有什么責任？張玲說中介對這些不能負責，也很少進行檢查。“中介的主要目的是把床位住滿，而且已規定他們不能從事違法行為，其他的中介不能管理，要看他們自己的約束力。”

　　學生群租的理由

　　小周是某高校研一的學生，他與正在上大三的女友租住了趙宏軍在人民大學附近的房子，每個月800元的租金對于學生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開銷。

　　小周與女友都是獨生子，雙方家庭條件都屬中等，他每個月的生活費及零用錢在1200元左右，女友的生活費每個月有800--1000元，這都不包括各自穿衣或生病、從家到學校的往返路費等費用。

　　“兩個人的錢加起來也夠用了，很多大學畢業的學生每個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還得對付所有的花銷呢。”小周把自己的床位以每月500元的價格出租給一個校外考研生，“這樣算下來，其實我只用付300元的租金，學校吃飯很便宜的，一天花不了多少錢，衣服什么的都是家里買，沒有什么大開銷，除了和同學們出去玩或吃飯，所以在外租房子對自己在經濟上沒有什么壓力。”小周說。

　　小周在學校住的是研究生公寓，四人一間很寬敞，房間帶衛生間，條件不錯。“主要是不自由，現在學校宿舍熄燈、開門、關門都有時間限制，有時覺得很不方便，另外，大學生還能結婚，那大學戀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還是在外租房住方便。”小周說，“學校可以管我們把床位租出去的問題，但是不能管我們在外面租不租房的問題，因為我們是成年人了，有這個權利和自由。”

　　小周女友的宿舍床位沒有出租，她認為還是必須“掩人耳目”，“如果被學校抓住學生在外租房，學校會進行處分的，但很少有同學被抓住。而對于女生而言，出租床位其他同學會有意見。”小周女友說。

　　對于安全問題小周并不擔心，“群租當然也有安全這方面的問題了，特別是個人財產被盜的情況經常發生，也有住在一起不合打架的，聽說了不少，但是我覺得我現在住在這里沒有問題，一個屋住的是另一個學校的倆大學生，一個屋住的是考研的，都很安靜。但如果以后再租房子能不能找到這么合適的合租對象也是一個問題，到時候可能會考慮安全隱患方面的問題吧。”

　　在外租房是禁還是疏

　　2004年教育部下發了《教育部關于切實加強高校學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明確提出原則上不允許學生校外租房。2005年教育部又下發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學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提出 “對極少數堅持在校外租房的學生，也要制定措施，力求做到相對集中管理，努力為學生人身和財產安全提供保障。”2007年6月，教育部再次下達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高校學生住宿管理的通知》，在此通知中，不但重新強調了2004年通知的規定，在通知第三條中更加明確“嚴格校外住宿學生的教育和管理。原則上不允許學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對特殊原因在校外租房的學生，要履行相關備案手續，加強信息溝通，嚴格教育管理。”

　　教育部一再重申禁止學生在外租房，學校對此也積極配合管理。但每一年開學，學校周邊租房都會掀起新一輪熱潮。需求決定市場，租房行情的高漲反映了學生對租房的需求，但一紙禁令是否就是杜絕這種現象？對于大學生在外租房是禁還是疏？

　　教育部“禁租令”出臺后備受爭議，有專家提出“禁租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妨礙了學生的選擇權利，學校應該以市場選擇為前提考慮學生住宿的問題。這種觀點得到了很多學生的支持，但是租房又是否是最好的選擇呢？

　　在外租房的隱患不能忽視，很多學生沒有獨立在外生活的能力，安全隱患、自控能力及責任承擔能力都是必須重視的問題。有專家建議，教育機構應改禁為疏，提高學校住宿條件，進行人性化管理，給予學生一定的自由和選擇權利，如選擇室友，學生自己控制宿舍關燈時間等等，吸引學生參與集體生活，而不是以禁令強制學生接受安排。(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