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難，政府率先想到的總是多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這個思路當然是必要的，低收入家庭也當然是歡喜的。本月初，國務院出臺了《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根據這個意見，有關方面近日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城市住房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提出，各地要加快廉租房的建設，擴大廉租房的保障范圍，逐步改善農民工等其他住房困難群體的居住條件”(新華社8月26日)。

　　低收入家庭、經適房、廉租房等這幾個概念，總是緊密相聯的，緊密得使個別地方政府一度忘記了“低收入家庭”之外的群體。國務院提出擴大廉租房保障范圍，旨在更大范圍地解決困難人群的住房難，但在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生搬硬套中央文件精神，將“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難”理解為“只要讓更多低收入家庭住進經適房或廉租房就可以了”，非“低收入家庭”往往被遺棄在社會的“夾心層”，不僅難以被政府部門正視，甚至可能還要向公權力讓渡一部分居住權利。

　　上海治理群租的“新招”就是一個現成的事例：“上海房地局規定，一間民房只能租給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東方早報》8月28日)，據報道，上海房地局近日下發了增補后的《業主公約》、《業主臨時公約》示范文本，嚴格限制群租與合租，即使是好朋友、男女朋友也將不能租住一間房。家庭承租，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上海方面的這個舉措在我看來，完全與我國解決困難群體住房難這一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為了便于治安管理、杜絕變相的社會旅館經營以及保障居民小區的安靜與文明，而一刀切式地以犧牲多數人的權益為手段。

　　莫非，禁止群租被上海有關部門當成了 “逐步改善農民工等其他住房困難群體的居住條件”的手段？果真如此的話，那么政府顯然忽視了禁止群租后，困難群體將如何住得更好這一現實問題。

　　無論是解決社會秩序，還是解決困難群體住房難，作為大城市理應有大頭腦，而不是培養大潔癖——取消群租可以使城市社區的表明略顯光鮮。但這樣一來，不僅影響了公眾自由居住的權利、節省開支的權利、房屋擁有者自由支配住房的權利，甚至還影響了租房人之間感情交往的權利，是典型的公權力越位。毫無疑問，在住房供求緊張、困難群體經濟窘迫的條件下，合租是必要的。同時，合租與社會秩序的好壞，并沒有必然的聯系。良好的社會秩序取決于“群治”，而不是禁止“群租”。

　　有人認為，加快建設廉租房，是取消群租的基本保障。這個看法也是犯了想當然的毛病。道理很簡單，在有群租或合租需求的群體中，符合“低收入家庭”條件而能夠享受廉租房政策的人群，遠遠要低于常住在城市中的“暫住人口”，后者雖然也具有低收入的特征，但卻與正在建設中或未來擴建的廉租房基本無緣。這些人就屬于傳說中的“夾心層”。

　　所謂夾心層，是指那些既不符合居住廉租房政策，又不符合購買經適房，或買不起經適房更買不起商品房的人群。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個群體約占全國城鎮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還不包括常住城鎮的“暫住人口”。如何解決“夾心層”的住房難？這首先有待于城市政府不要僅著眼于“低收入家庭”、“廉租房”諸如此類的概念，而應當在觀念上有所突破，更不能做出背道而馳的舉動。事實上，國務院本月初出臺的相關文件中，“擴大廉租房保障范圍”的概念就隱含著解決“夾心層”的美好期望。但是，我并不認為，抑制合租需求的地方政府看懂了這個期望。(椿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