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小產權房問題，有關部門應力求在維護既有法律尊嚴的同時，盡可能多地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現實需求，遵循如下兩個具體原則：一，保證相關農民的權益；二，充分考慮既有購房者的合理利益。

　　針對“小產權”和“鄉產權”住宅問題，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局長安家盛日前表示，北京已開展對“鄉產權”、“小產權”等違規土地開發建設的調研部署，違規的開發建設要停工停售。

　　“小產權”和“鄉產權”房有兩個特點：其一，在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甚至明顯超出普通居民購房承受能力的情況下，所謂的“小產權”房以其低于市場一半的優惠價格，吸引了大量的購房者；其二，“小產權”房的物權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城鎮購房者無產權保障，不具有房屋所有、轉讓、處分、收益等權利，且不能辦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

　　從法律意義上講，“小產權”房大量售賣給城鎮居民，確實違反了既有法律規定，同時也給購房者維護自身權利埋下了隱患。但另一方面，作為一項重要的消費，購房者不可能對于“小產權”房的法律風險一無所知，他們更多地是為此類房產的低價格所吸引。

　　這也從一個側面暴露出在目前商品房價格畸高的環境下，社會保障性住房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小產權”房其實是低收入城鎮居民的無奈選擇，于法雖不容，于理卻情有可原。

　　正是由于“法與理”之間的矛盾交錯，使得各項針對“小產權”房問題的處理措施，都要力求實現兩者之間的平衡。北京市國土局目前給出“停工停售”的處理方案，針對的是增量房市場，由于“小產權”房涉嫌違法違規，因此果斷地采取措施避免問題進一步擴大，當屬執法者的必然之舉。但是，在限制了增量市場供給之后，更為棘手的問題在于如何處理既有已經買賣到戶、甚至已入住了的存量“小產權”房問題。

　　筆者認為，針對存量房問題，有關部門需要秉承法律規范與現實和理性相結合的思路，力求在維護既有法律尊嚴的同時，盡可能多地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現實需求，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與價值和諧的最大化。以此為基點，應遵循如下兩個具體原則：首先，政府出臺的任何辦法都要保證相關農民的權益。

　　“小產權”房的最終來源是農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但是伴隨著“小產權”房的出現，這一權利實現了準市場化和城鎮化。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很容易滋生新的利益分配問題。

　　諸如，為了滿足城鎮居民的購房需求而侵害失地農民權益問題已經有所暴露。因此，在處理存量“小產權”房時，政府部門要以保障農民權益為前提，嚴防任何借機損害農民權益的事件發生。

　　其次，政府應充分考慮既有購房者的合理利益。從購房人群的構成來看，“小產權”房的買者大多數是城鎮低收入人群。他們之所以會選擇權利不完備、且距離市中心較遠的“小產權”房，主要原因在于無能力在市區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可見，從政策保障劃分來看，既有“小產權”房的購房者大多屬于相對弱勢的群體，應該歸于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范疇。因此，針對既有的“小產權房”購房者，不宜采取極端性的強制處理方案，而應遵循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實施更加柔性的處理方式。

　　對于法律規定的落實固然不容絲毫含糊，但同時不能忘記的是，制定法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各方利益在既定規則下的共贏與和諧。本末之間如何取舍，“小產權”房是個考驗。(馬紅漫 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