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與地方政府的控制房價的作為，正在經歷著百姓對房價能否控制住的探問，我們的調控政策有效嗎？如果百姓對我們的調控信心不足，房價上漲導致越晚買房者越買不起，提前買房的需求就會加倍增加，房價平衡的壓力就更大；另一方面，窮人因買房更晚，承擔住房價格更高，也將因住房問題陷入“窮人因房致窮”困境，這將和我們的公共政策背道而馳。

　　調控政策下房價依舊上行的信號，顯示了居住型需求仍然大于有效供應能力，需要公共政策加大住房必需品的有效供應。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的政策從總量上看必然會增大住房供應量，有助于需求與供應的平衡，尤其是對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的滿足，其供應的能力尤為重要，就低收入者居住需求的長期存在而言，經濟適用房與廉租房的供應應該是很長一個時期，可能是至少幾十年內都要保障供給的，這方面的公共政策就不僅是任務型的，更是戰略實施型的，即有公共資源的長期保障。

　　筆者以為，要做好保障性住房的供應，尚須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政策上加大商品房有效供應。商品房供應相對需求的不足，對商品房價上揚是直接的動因，而商品房價的上升又使許多消費者的需求不得以下移到經濟適用房，加大了經濟適用房的供應壓力，需求的逐次擠壓，又使部分經濟適用房的需求者成為廉租房的需求者，由此，凡有利于商品房有效供應的政策與辦法都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簡單地把房地產調控理解成打壓商品房價格，不僅有違價格由供需決定的經濟規律，而且對于社會的全部消費者而言也不是好事。只有加快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才能實現商品房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供應，為此，地方政府應保障商品房生產所需的土地、金融等資源的市場供應。

　　(2)成立保障性住房供應的政府管理機構。從低收入者的甄別、公共資源投入的監管，都不是簡單的“搖號賣房子”所能涵蓋的，事實上其中大量的社會公正的主持、公共資源的管理，都需要政府有一個常設的機構在一個不斷優化的政策框架下去執行，并負起對公眾盡職的職責。

　　(3)完善經濟適用房的配套政策，平衡好政府、開發企業、經濟適用房消費者的利益。經濟適用房的本意是政府用“少取”的辦法，降低經濟適用房的成本，使其消費者以相對較低的價格獲得住房。如何設計好所投入的公共資源在未來變現時回到公共財政，是遏制投資型需求進入經濟適用房的利益基礎，也符合公共政策中的公平正義，并不能因為經濟適用房消費者是“搖號”選擇而來，未來的房屋出讓或租賃中就可以占用建設中公共財政的投入。

　　(4)推動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建設中的投融資體制改革。在當前公共財力并不寬裕，醫藥衛生、教育、社保等諸多方面的公共需求都在上升的背景下，選擇保障性住房中的公共財政加大投入，必然帶來其他方面公共選擇的階段性弱化。因此，保障性住房供應必須進行投融資改革，構建投融資杠桿，吸引更多社會資本。

　　公共財政外的公共資產監管運營框架也應 建立。地方政府架構中，公共財政有財政局負責，國有資產有國資委負責，而在保障性住房的巨量公共財政歷年的累積投入中，其國有的原始財政資金或資源投入，在貨幣化為房產性資產后，權屬關系不應當改變，任何的贈予或流失的行為都不符合公共資源分配與回收的公平與正義，應該有一個機構行使所有權名下的投入與回收職權，并形成公共財政對保障性住房投入下的公共資產運營監管框架，不僅要對公共財政投入形成的保障性住房資產或其中部分國有投入資產負責，而且要對公共財政投入的附屬權益，例如廉租房開發中的商業性設施的權益進行管理與回收。(周立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