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橋和老師的背

　　要過河，自然離不了船。

　　起初，用來擺渡學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長約3米，最寬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運上四五名學生。最多的時候，王勇一個早上要來回三四趟，才能把學生們都送過岸去。

　　2002年，縣里教育局給王勇配發了一艘大型鐵皮船，這艘船帶著柴油發動機，長約6米，寬1.5米，一次能運10個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終于告別了人力劃槳的日子，這讓他高興了很長時間。

　　不過，無論是木船還是鐵船，過河時，王勇和孩子們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潑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靜下來。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們對這條大河產生了某種敬畏感。

　　下船的時候，年紀最大的學生先上岸，然后用手把住船頭，第二個學生上岸后，把船繩牽住，不讓船身亂晃，后面的學生陸續下船，最后一個學生，負責把坐墊收進船艙里。只有等學生們都安全上岸了，“船長”王勇才會離開船艙。

　　孩子們受到了王勇的嚴格訓練：在船上不允許嬉笑打鬧，江面上沒有風浪的時候，可以坐著，一旦風浪大了，孩子們都必須趴在船艙里，這樣能夠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盡管如此，20年來，王勇還是遇見了很多次險情。

　　有一次，一個小姑娘在船上睡著了，到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卻被船頭的繩子拌了一跤，掉下江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趕緊跳進江里，把小姑娘救了上來。

　　2002的夏天，王勇遇見了鴨綠江有史以來最大的江汛，江里的風浪有1米多高，鐵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樹葉”，他只能命令孩子們趴在船艙里，自己跪著開船。回家看新聞，看到鴨綠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風吹到岸邊擱淺了，還翻了幾艘，他才有點后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江面上都彌漫著濃濃的大霧，能見度只有兩三米，經常辨不清方向，船會在河面上打轉上數個小時，有好幾次都險些和來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來，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條電話線，他讓年長的學生趴在船頭，看著電話線的走勢，才能勉強渡河。

　　有時候，即便有船也解決不了問題。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無法行船，王勇就帶著孩子，小心翼翼地穿過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著一根長木棒，敲擊著前方的冰面，來確定能否行人。

　　最危險的一次，發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腳踩破了冰面，大半個身子掉進了冰窟窿里，他一邊喊著讓孩子們不要靠近，一邊用手肘支撐著冰面，花了半個多小時，才從冰窟窿里爬了上來。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結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兩百多斤重”。母親和妻子摟著他心疼地直哭。

　　每年有兩段時間，王勇是最辛苦的。

　　一段時間是在冬天，河水還沒結冰的時候，他不到四點就要起床，燒上一桶開水，燙一下船上的機器，否則機器根本啟動不了。

　　而這段時間，正值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從半山腰回落30多米，大多數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來，隨處可見干枯的水草和龜裂的泥灘，那艘鐵皮船也趴在一處岸邊，動彈不得。

　　使用了近8年，這艘船到處都是鐵銹，船底已經破了一個小洞，王勇用木頭樁子堵上，上面再壓了個鐵塊，才勉強不會漏水。他正尋思著，在豐水期到來之前，要把這艘鐵皮船除銹、噴漆，再好好維修一下。

　　但眼前，還是有幾十米寬的河水，擋住了孩子們上學的道路。每天早晨，他只能背著這些孩子趟過河去。

　　王勇也不是沒想過別的辦法。每年春天，他都會組織村里的家長們，到山上砍來木頭，在河面上搭建臨時的木橋。可木橋的質量很差，如果頭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漲，木橋就很容易被水沖走。今年開春至今，已經建過兩次橋，都被水沖得找不到痕跡。

　　為了背孩子們過河，他特意買了一雙能夠套到大腿的長筒膠鞋，但很多時候，膠鞋也派不上用場，因為光著腳，“踩石頭踩的緊，不容易打滑”。

　　因為長期浸水，王勇的雙腿都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每到發病的時候，雙腿紅腫得“像大號的胡羅卜”，現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熱水燙腳。

　　“其實有時候挺后悔的，”偶爾，這個48歲的老師也會吐露出真心話，“擔了太多風險了，我真怕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那我該怎么和他們父母交代啊？”

　　責任

　　王勇的家，在碑溝村的村口不遠。他和妻子住著2007年新蓋的一座小平房，年邁的父母，住在不遠處的祖屋里。

　　祖屋已經蓋了二十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頂被煙火熏得發黑，時不時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處漏水，連灶臺都被淹過，墻壁上有多處破洞，經常會有蛇爬進屋里。

　　對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學，家里人都持反對意見，反對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兇的時候，她甚至氣得跑回娘家住了幾個月。

　　最直接的反對原因，來自經濟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寬裕，盡管他每個月的工資是2000來元錢，但妻子沒有工作，在家務農。他一邊要贍養兩個老人，一邊要養育18歲的在寬甸讀高中的兒子。

　　但這些年來，他每年都得在這艘鐵皮船上搭進數千元。零件壞了要更換，船體要時不時地維修，光是一年的油費，就是一千多元錢，這些費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實在缺錢的時候，王勇才會向孩子家長象征性的征收一點油錢，每個孩子每天5角錢。

　　而且，王勇身上的責任太大了。一旦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他很有可能丟掉飯碗。

　　為此，家人們召開過好幾次家庭會議，要求王勇放棄送孩子上學，“又不多掙一分錢，出了事兒誰負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