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寒假里，年屆四十的講師項飛完成了一樁“人生大事”，就在元宵節前，他向自己的導師提交了一份10萬字的博士畢業論文。這次讀博經歷，在項飛眼里不啻為“一次人生的突圍”。

　　項飛曾經在一所中專學校任教，為了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他毅然辭職攻讀碩士，可等到畢業時，就業已不太樂觀，自己年齡也偏大，不得不重操舊業，在一所省屬農業大學任教。

　　不過項飛發現，重返講臺時，“時代變了！”——“學校每年都有科研任務，包括論文與課題兩大塊，凡事必和科研掛鉤，分房子、發獎金、評職稱；沒有科研成果，好事統統不沾邊。”

　　一開始，項飛也逼著自己到處發論文，申報課題，可越來越發現，“這不是下苦工夫就能奏效的事”。

　　“年輕老師資歷淺，加上學校沒名氣，即使掏得起版面費，論文也難發；課題得‘碰’，同樣還要找人打招呼，否則，誰會相信一個毛頭小伙子的實力。”項飛發現，周邊的年輕同事一次次地申請，一次次地受挫。

　　“沒有論文與課題，職稱上不去，在學校里真抬不起頭。”項飛感覺自己一度陷入了這樣的怪圈：“課題——職稱——教學，三者互相制約、互為因果：沒有課題就評不了職稱；沒有職稱就拿不到課題；沒有課題和職稱，就得承擔更多的教學任務，更沒有時間搞科研。”

　　“很多青年教師，都陷在里面，舉步維艱，有的人消沉下去，心思放在校外，到處找活兒。”但項飛還算是“有眼光”的，他選擇了考博，作為突破。

　　盡管3年來，不停地輾轉兩地，“把微薄的收入都獻給了鐵道事業”，還要協調教學與讀書之間的矛盾，但項飛勇敢地熬了過去，即將修成正果。現在，通過自己導師的牽線搭橋，“在圈里混得越來越熟”，項飛拿到了兩個橫向課題，既豐富了科研成果，也補貼了家用。“有了博士學位，副教授職稱應該是早晚的事。”項飛摸著毛發稀少的頭頂，臉上露出了笑容。

　　“就要和那個群體告別了！”想起尚在煎熬的同仁們，項飛不免惺惺相惜：“科研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碩士剛畢業就搞科研，沒有老教師的‘傳幫帶’，實在太難了。”在項飛看來，那些有科研經驗的老教師往往是“各干各的”，即使青年教師被納入課題組，“也是充數而已，不過，能參與課題，已經要感謝別人的提攜了。”

　　“雙肩挑”是必須的 學校扶持是應該的

　　在采訪中，記者觀察到，對于教學與科研的雙重職責，大多數青年教師都表示認同，他們熱愛三尺講臺，也渴盼在科研領域有所建樹。

　　“對老師來說，教學與科研是天經地義的事，兩者相互促進，可就一個人的精力而言，兩者有著天生的矛盾。”李成是個追求完美的人，一直兢兢業業，力求教學與科研都能達到佳境。但是幾年下來，日復一日的緊張勞作壓得他透不過氣，每當期末考核和職稱評定時，看到日漸增長的量化指標，他也難免生出倦意：“簡直成了教書匠和‘論文民工’。”

　　工作之外，生活的壓力也讓年輕的脊梁不堪重負。不盡如人意的工資待遇，也成為廣大青年教師難以啟齒的現實困擾。

　　“讀博的時候，費用家里負擔，在父母的庇護下，沒有吃過苦，現在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才感到生存的艱辛。”李成感到，“自己的感受與社會的認知，以及家人的期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一個男人的責任感與對職業的感受糾結在一起。”

　　作為過來人，年輕的教授徐錦認為，這與學校的發展有關。徐錦所在的學校進入“211”序列沒幾年，他見證了學校的跨越式發展。“‘二類’院校為了擴大自己的競爭力與影響力，不得不通過擴招與加大科研任務的途徑，走上研究教學型的發展道路，新增的壓力必須分解到每個教師的頭上，但他們的待遇沒得到相應提高。”

　　在徐錦看來，“簡單的量化管理，是高校管理企業化的表現，看起來目標明確，理念先進，但是教師畢竟不是產品。”徐錦認為，“管理者需要考慮高校教學、科研的特點，以及教師現實的生存狀態。”

　　“很多人都是從青年教師過來的，深知青年教師的艱難，更應該設身處地，為他們的發展搭建平臺。”徐錦認為，很多學校大量的資源投入在副教授、教授身上，而青年教師更需要幫助，“不要等他們成為教授時，才能享受到這些。”

　　對此，姜濤也有一些具體的期望：“學校能考慮到師資梯隊的建設，多出臺一些扶持政策、獎勵辦法，或者設立一些專項基金，給青年教師以傾斜。”但他也意識到，“制度與氛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學校有著自己的難處。”

　　“一個學校的希望在于青年教師，而青年教師的希望在于看到希望。”徐錦認為，對很多“二類”院校來說，如果條件有限，不能立馬為青年教師打造良好的科研平臺，至少要提高他們當前的待遇，不能讓他們“物質與精神上雙缺失”，否則容易導致人才的流失。

　　“‘雙肩挑’本身沒有錯，擔子重，我們也不怕，可是路總要鋪好，在起步階段，需要有人扶上馬，送上一程。”姜濤說，青年教師起碼要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不必在別人的催促下疲于奔命，才能騰出更多的精力，以更好的狀態從事教學和科研。

　　(文中青年教師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