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國初期，與國家建設的各個領域一樣，語文教科書也打下了蘇聯影響的深深烙印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聶曉陽

　　1949初，人民共和國即將從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個嶄新的國家，新的教材即將取代舊政權在課本上的痕跡。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蘇聯的強烈影響下，中國語文教學、語文教材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教學體系。

　　“國語”改為“語文”

　　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葉圣陶主持的教材編審委員會,負責審改中小學課本。隨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國家又在出版總署設編審局，集中了老解放區和葉圣陶原開明書店的部分編輯人員，繼續教材的審編工作。

　　在新中國建國早期的語文教材編寫中，葉圣陶是關鍵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將此前小學的“國語”和中學的“國文”統一定名為“語文”。他解釋說：“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并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茍忽于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

　　在一個嶄新國家，語文教材要體現出新的國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賦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主要任務。共同綱領規定，為了實現這一任務，“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長馬敘倫召集的第一次部務會議，就是研究編制新的小學課程標準。

　　1949年秋，共和國第一批小學生讀到的是葉圣陶等以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華北、東北、山東等老解放區的“國語”課本為基礎的修訂本。而共和國第一批中學生，拿到手的則是以老解放區的以《中等國文》為藍本修訂出來的一套臨時課本。這套臨時課本里的課文都是白話文，不分單元，只有簡單的注解和問答式的習題。

　　此后幾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對這些教材進行了修訂，但總的來說，仍以老解放區課本為藍圖。在后來很多研究這一時期教材的文獻中，都認為這些課文比較重視政治思想性，有較強的政策觀念，“注重與斗爭實際、群眾生活相結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學國語課程暫行標準初稿》，提出語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兒童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社交的交談能力和寫作能力。

　　具體地說，那時的小學語文有三個目標：一是使兒童能獨立、順利地欣賞民族的大眾的文學，閱讀通俗的報紙、雜志和科學書籍；二是使兒童通過說話、寫作的研究練習，能正確地用普通話和白話文表達思想感情；三是使兒童通過寫字的研究練習，能正確、迅速地書寫正書和常用的行書。

　　這一時期，教育部正式把“國語”改為“語文”，制定了《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修正草案)》，“語文”這兩個漢字正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專有名詞。

　　“以蘇為師”的組成部分

　　新政權剛剛建立，有關決策者就要求中小學教材必須統一供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就指出：“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總署和教育部共同組建了以編輯出版中小學教材為主要任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澤東親筆題寫了社名。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兼任社長、總編輯，教育部視導司司長柳緹兼任副社長、副總編輯。

　　新中國百廢待興，盡管有了臨時的語文教材，但尚來不及制訂教學大綱，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名義發布了編輯大意，提出了聽說讀寫四項并重的教學原則。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語文教材出爐，其編輯大意指出：“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文章依據語言，‘語’和‘文’是分不開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

　　這套新中國首套正式的語文教材盡管首次提出聽說讀寫全面訓練的問題，注意文字和口語的一致，但后來的研究者認為，限于當時條件，仍存在總體分量太輕，對語文訓練和語文知識重視不夠，缺乏系統，編排上各類文章混編，不分單元，缺乏科學性等問題。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及1953年經改編出版的語文課本，都強調從各個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清除舊社會所用的國文課本里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內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語文教材具有強烈的政治氣息。根據有關“教材編輯大意”文獻，當時的課文內容“必須有正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規定課文要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思想和國際主義精神，“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

　　最早的語文課本中涉及黨史、革命史和革命領袖等方面的內容非常突出，如小學課本里的《八角樓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師》《毛主席小時候是怎樣學習的》，等等，以及中學課本里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學習白求恩》《(朱德)母親的回憶》《任弼時同志二三事》《解放軍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輸血》《冀中的地道斗爭》《三渡天險》等。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唯有向蘇聯全面學習現代化、工業化建設經驗，才能提升當時極為薄弱的國力，實現民族自強的理想。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建國之初即提出：“中國人民的革命，過去是以俄為師，今后建國，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

　　做到這一點，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體系上與蘇聯對接。從1949年開始，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就組織力量，對蘇聯10年制學校的教材進行研究和編譯，此后新中國最初的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材，都以蘇聯教材為模本。

　　這也體現在語文教材上。上世紀50年代初期，選入語文教材的外國文學作品中，首選蘇聯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數是反映蘇聯現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濃厚、文學色彩相對比較弱的作品。

　　課本之外，課堂教學方法也幾乎是蘇聯模式的翻版。上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教育專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學觀摩了課文《紅領巾》的教學，隨后結合蘇聯做法進行了評議，把蘇聯語文課朗讀、復述、分析課文的分步驟教課方法推薦給中國。隨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為中國語文課堂的中心任務，這種教學方法后來被稱為“紅領巾教學法”，風行數十年。

　　“語”、“文”分開新系統建立

　　新中國建國初期，一位蘇聯教育專家評價當時的語文教學，認為不重視語言因素和文學因素，“政治說教”太多。

　　針對這一現象，在葉圣陶的倡導下，1956年，“語文”課被一分為二，分為語言部分和文學部分分科教學。葉圣陶認為，“語言學和文學性質不同，語言學是一門科學，文學是一門藝術，性質不同，知識體系就不同，教學任務也有所不同。”

　　這年出版的漢語和文學教材，即《初級中學漢語課本》六冊和《初級中學文學課本》六冊，借鑒了當時蘇聯語文課本分為俄語和文學的做法，并收錄了俄羅斯文學的不少作品，如契訶夫的《小公務員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亞》等。

　　研究者認為，這兩套教材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漢語與文學教學體系，加強了語文知識的系統性，是建國后語文教材建設的一個亮點，但不足之處是過分強調了文學教學，忽視了對學生一般讀寫能力的培養。

　　為了配合語、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頒布了初、高中《文學教學大綱(草案)》和《初級中學漢語教學大綱(草案)》。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份正式的語文教學大綱。

　　這份大綱提出，漢語教學要“提高學生閱讀、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和運用語言的能力，養成他們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和習慣，就能擴大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

　　在這份大綱里，文選教育的任務是：幫助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培養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培養共產主義道德，特別是愛國主義精神，共產主義勞動態度，集體主義精神，自覺的遵守紀律的精神，愛護公共財物和堅韌、勇敢、謙遜、誠實、儉樸等品德；熱愛祖國語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認識能力，發展想象能力；培養正確的審美觀點，特別是對社會生活的明確的是非、善惡觀念和熱烈的愛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時代的局限，1956年語、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簡單化解讀的傾向。

　　1958年“大躍進”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響下，有關部門又停止了以前的課本，1956年版教材壽命只有短短兩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則充斥著濃重的“左”傾思想內容，導致語文教學質量嚴重下降。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文匯報》曾展開過兩次有關語文教育中政治教育與文學教育的關系的討論。此后，1963年5月，國家再次頒布《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對語文教學進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這一大綱提出語文學科的性質是：“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綱指出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是教學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現代語文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具有初步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同時，大綱還針對語文教學的實際，明確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語文課講成政治課，也不要把語文課講成文學課。”

　　大綱還提出了“文質兼美”的課文選錄標準，要求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課文，要“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足為學生學習的典范”；語文基礎知識教學應“簡明扼要，切合實用”；在教學方法上，主張回歸傳統，提倡多讀多寫多練。當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次大綱仍存在“階級斗爭為綱”、“反修防修”的較大影響。

　　根據這一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開始著手編寫新的語文教材。由于爆發文化大革命，新教材盡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課文選材廣泛，著重培養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加強了課外閱讀和寫作指導，成為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一套比較成熟的教材，其體系框架成為“構建現行人教版語文教材體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