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工資這點事兒，可是說了好幾年。最近，媒體披露，本市擬投入2.8億元用來解決教師和公務員工資水平的差距。自今年年初就聽見教師漲工資的“樓梯”響，現在總算到了“人下來”的時候，當然是好事。此事涉及廣大教師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親聞親感，親歷親為，作為此事前前后后的關注者，我覺得還有些話說。對事不對人；與讀者一起，從科學發展觀角度討論一下，看看有沒有什么可以引為借鑒和值得我們思考的。

　　連續三年在政協提提案

　　2004年7月1日起，公務員工資“規范”，引起教師工資“調整”的問題。2004年6月，北京市政協與市教委的一些成員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偶然談到，北京市公務員“工資規范”，于2004年7月1日就要實施了。說實在的，此前教師與公務員之間工資并無太大距離，人們并沒有關注過這個問題。這次一曬公務員漲錢的單子——一下子比教師躥出一大截子去(有的將近1倍)，參加會議的幾位教師自然就提出，“公務員漲了錢，教師怎么辦？”沒有人答復，但是大家覺得“下一步”就會輪到教師的工資“調整”了。在座的教師固然這樣想，其他人似乎也沒有異議。與會的教委的公務員許多都是中小學教師出身，而且教委應該代表教師的利益——似乎這個問題只是個時間問題。

　　事情到了2005年初。教師工資半年沒有動靜，而且沒有要有動靜的意思。我就寫了一個提案，“關于盡快落實‘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的建議”。我的依據是1994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第6章第25條“教師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依照常規，到了5月份，有關部門會來辦理委員提案。但是有關部門的“回復”中全然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相關條文，卻扯出這樣那樣的“小”法來解釋，這顯然是談不到一起的。在陳述了我的意見之后，對于提案的回復，我鄭重地簽上了“不滿意”。

　　光陰荏苒，到了2006年，又到了兩會期間。沒人理教師工資這茬兒——這個問題沒有絲毫進展。于是我舊話重提，重申我的意見，重提去年“教師工資”的提案。幾乎是同樣的命運，我再次在回復中寫上“不滿意”——這大概是一個委員表達自己意見的最高形式了。

　　然而事情在悄悄起變化。2006年9月8日在“北京市慶祝教師節暨優秀教師表彰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表示，優先發展教育必須落實教師的工資待遇，要使教師的工資水平隨國民經濟發展而穩步提高，北京教師平均工資不得低于公務員水平。同年10月25日，北京市教委主任劉利民在向北京市人大代表進行工作匯報中表示，北京市將規范中小學教師工資，規范后工資將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水平。同時指出，提高教師工資也是為了解決教師流動問題。

　　2007年，我在再次提交的提案上簽的依舊是“不滿意”，然而，事情卻有了些微的轉機。2007年兩會，我再次寫了“關于盡快落實‘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的建議”的提案。這次，我的依據除了1994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第6章第25條外，還增加了2006年9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重申的這一條文“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第4章第31條)。我的理解是兩部大法的這一條文把教師工資與公務員的工資“捆綁”在一起，此調彼亦調，此漲彼亦漲；不能在公務員工資“規范”時不理教師的茬兒。我同時還提出了與此相關的另一條提案“關于終止北京市公立中小學校‘結構工資’，在落實‘教師待遇不低于公務員’時，重新確定教師工資等級；在均衡義務教育資源時，均衡教師待遇的建議”。

　　三大認識誤區導致爭論

　　雖然我相同的提案在2005、2006、2007連續提了3年，其間不乏周折。由于沒有得到明確的肯定的答復，對于提案的回復，我都鄭重地簽上了“不滿意”。但是我也了解到，有關部門做了一些測算、調研及試點。值得一書的是2007年兩會前，有關部門召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開的一次座談會。從與會成員看，大多是在兩會上對于教師工資提出意見的代表和委員(我認為這是我們政治生活的一大進步，容許表達而不是壓制不同聲音)。反映的關于教師工資調整上的幾個問題，我梳理了一下，大致有以下三則。

　　一是不知或者有意回避《教師法》及《義務教育法》的有關條文。會上，有關部門負責人說，“你們依據的《義務教育法》是什么時候實施的呢？2006年6月29日全國人大通過，2006年9月1日實施吧？”這話的意思是說，2004年7月1日實施北京市公務員工資規范時，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尚未公布和實施。我當即拿出了我所編輯的《教育日志2007》送給這位負責人，翻開其中的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說，“這可是1993年通過、199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呀！”我的意思是，“教師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寫在法里已經過去整整十年(1994-2004)，你們出臺北京市公務員工資“規范”時，卻無視《教師法》的相關條文！這充分說明不是依法制定法——依照大法制定小法，是對于法的無知還是有意回避？如果制定公務員工資規范時，懂得還有一個《教師法》的話，可能就不會繞了四年(從2004到2008)的圈子再繞回來了！記得2007年我曾經與山東某市一官員談到教師工資的事(那時他們那里公務員工資尚未“規范”)，他說，“如果我們做，先把教師工資提前幾個月調整了，再動公務員的工資，不就天下太平啦？”我說，可惜的是北京市有關負責人不如你懂法。

　　二是對于教師現行工資與收入存在很多誤解。中小學教師現行工資分為兩個部分：“國撥工資”和“結構工資”，前者是國家發的，按照教師的級別(初級、中級、高級)是有固定標準且在不同學校是一樣的，后者則是學校創收(自籌資金)在不同學校標準不一的——中小學校校際之間的差距就是由此產生的，這一部分是不穩定的，嚴格說也是不合法的。我在2007年同時提的提案“關于終止北京市公立中小學校‘結構工資’，在落實‘教師待遇不低于公務員’時，重新確定教師工資等級；在均衡義務教育資源時，均衡教師待遇的建議”，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提的。北京市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推出的“結構工資”，在一定時期內，對改善教師待遇起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是很明顯的。一是分散了校長辦學的精力，“校長姓‘錢’還是姓‘教’”成了一個問題。二是漸漸異化，失去控制，不合理地拉大了學校和學校之間教師收入的差距，特別在義務教育階段，產生了相當大的副作用。嚴格說來，公立學校的“創收”，都是國有而非一所學校可以視為己有的。公立學校的教師在同等情況下收入的差異是不合理的。這種情況也必將阻礙為了實現教育均衡而施行的教師流動。買斷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教師的“結構工資”，據2007年測算需要30個億。但是，如果沖抵了當時學校一些“合理”的收入(比如出租校舍和學校其他資源等等，這些收入應該屬于國有而不能算作學校“私有”)，據估算可能用不了20個億。實現上述提案后，多數教師待遇都會提高；而且越是農村學校、薄弱學校教師的待遇提高得越多。終結“結構工資”是教師工資調整的必然結果。

　　有人還把一些教師做家教、在外兼課的收入作為教師的固定收入也是不妥的——這只是一部分教師(而且是一小部分教師)的收入，這需要另外的條文來討論和規范。

　　三是不甘愿讓教師工資走在前邊。有人提出，教師工資漲了，醫生怎么辦？新聞工作者怎么辦？其他事業單位怎么辦？我的回答是，我不反對醫生、新聞工作者等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調整工資。但是，教師工資調整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相關規定。這一規定，把教師工資與公務員工資捆在了一起。這正是十七大“優先發展教育”的精神的體現，也是教育的戰略地位的根本保證。公務員工資“規范”你沒有不平衡，為什么教師工資一調整就不平衡呢？應該明確，落實“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與目前的全國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王晉堂)(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