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17年加入協約國一方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點像押寶。但不管怎么說，這一寶算押著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車上，德國人簽了投降書的那一刻，中國也成了戰勝國。

　　躋身戰勝國之列， 國人群情振奮

　　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萬人上街提燈慶祝。據胡適回憶，時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興致特別高，在3天慶祝之后，還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臺，拉北大的一班兒教授，做了1天的對民眾的演講。

　　第一次躋身戰勝國之列的國人，對“戰勝”和“公理”很有期待，戰勝已經變成了事實，我們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關于戰后和平的14點聲明，最令人鼓舞的兩點是：一、廢除秘密外交；二、各國一律平等，尊重弱國小國的權利。此論一出，不管威爾遜動機如何，弱小國家歡欣鼓舞，中國人也是相當興奮。

　　中國人滿以為，經此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可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爭得關稅自主的權利，收回被日本占據的青島和膠濟路，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做人。臺灣著名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個河南的中學生，他回憶道，當時開封舉行慶祝大會，學生差不多都來了，大家心里充滿了快樂。不僅學生這樣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這樣想。因此，中國政府對巴黎和會同樣期待甚高，聽聞與會國參會代表有3個等級，5人、3人和2人，中國似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5人。

　　弱國無外交， 占理卻討不到半分便宜

　　要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實際貢獻，中國并不小。畢竟有幾十萬華工在歐洲戰場做苦力，挖戰壕，修工事，運物資，抬傷員，相當于中國派遣了一支幾十萬之眾的后勤部隊。但當時這個世界并不是一個“新世界”，依然沒有走出叢林時代，所謂的公理、正義，不過是好聽的外交辭令，巴黎和會是個決定戰后國際秩序的會議，但戰后的國際秩序卻是要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來制定的。中國跟多數殖民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在和會上的命運，如同是砧板上的魚肉，所差的無非是切給誰而已。

　　可是，前來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人，以及中國的知識界中人，對和會有著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連老于世故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都一廂情愿地以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所當然地在和會上名列第一等級，有5位代表。未加細想，就派出來5位正式代表。可是，當中國代表團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國被排在最后一個等級，只能派兩人出席和會。會議開始之后，若干國家經過力爭，全權代表人數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均增加1席，但“中國仍屬向隅”。這讓中國很沒面子，也一度讓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很為難。代表團經過反復協商，最后決定5人輪流出席，中國代表團的名次順序為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組。由于陸徵祥的身體不好，實際上最有才華的留美學生顧維鈞，成了事實上的首席代表，這對中國人在和會上的折沖樽俎，大為有利。可惜，弱國無外交，在會上占理，卻在實際中討不到半分便宜。

　　盡管一上來就吃了癟，臉面無存，但中國代表團還是想在和會上爭取最好的結果。他們的目標，是一攬子解決自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的所有問題。為此，代表團各個成員還分頭備課，寫出備忘錄。當然，中國代表團的底線是解決山東問題。事實上，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所能據理力爭的也只有山東問題。

　　1919年1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關于山東問題的陳詞，一度使這個問題閃現出一絲曙光。這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從山東的歷史講起，三言兩語就闡明了山東和膠濟鐵路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同時引經據典，引證國際法名家的見解，認為和會理所應當讓中國直接收回山東的權益。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發言則相形見絀，不但口音過重，還有點含混不清，估計不少與會者根本沒聽清他在說什么。所以，雙方發言過后，各國代表紛紛上前跟顧維鈞握手，而日本人則被冷落在一邊，情形頗為尷尬。

　　可惜，巴黎和會不是公平的辯論賽，大家都是來做交易分糖果的。盡管歐洲列強跟日本有矛盾，但鑒于日本的實力，絕沒人樂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5強之中，最強的英、法、美3國，法國一向對華不友好，此番和會，與會的法國總理自始至終對中國代表態度惡劣。英國人在實質上也更傾向于日本。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會上，雖然反復強調公理和正義，呼吁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可惜，他的這種秩序是要靠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的，而建立這個聯盟，必須得到5大國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堅持非要山東不可，美國人勢必只能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