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

　　-楊振寧

　　《李政道傳》(簡稱《2010李傳》)是一本介乎傳記與口述歷史之間的著作，作者是傳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書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與李合作的細節，而所說的或則沒有包括全部事實，或則根本錯誤，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頗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應，以正視聽。我要說的，只限于能夠根據文獻講清楚的幾件較大的事情。書中許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領頭編輯的《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下稱《2004解謎》)，所以下面多處也要涉及此書。

　　I.

　　《2010李傳》58頁有下面一段關于我1948年博士論文的文字：

　　“第二個問題，雖然李政道給出了答案，但他那時正忙于天體物理的問題，沒有深入去研究。吳大猷先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寫出來。李政道尊重吳大猷先生的意見，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國際公寓里算這個問題。楊振寧來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計算，于是問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對他說了。后來，楊振寧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計算，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這段文字講了些事實，可是沒有講全部事實(The　Whole　Truth)，更沒有講最重要的事實。事實是：當時有一個謎團困擾許多研究β衰變的學者：β-γ關聯(correlation)的計算往往是大算一陣子之后，發現許多項都互相消去，結果非常簡單。Uhlenbeck和他的學生Falkoff就被此謎團困擾。[Uhlenbeck(1900-1988)是發現電子自旋的物理學家，許多人認為他應該得諾貝爾獎。］吳先生從Uhlenbeck那里知道這謎團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經在研究此問題，而并不是和李談了以后才開始研究此問題。但我卻沒有大事計算，而是去想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項相消！

　　想的結果是：對稱原理是多項相消的內在原因，從而推廣此原因，寫了我的博士論文。全文發表后只有9頁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學界的廣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學教科書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處引用了我的這些定理，例如：

　　“楊的普遍定理也適用于此例。”(譯自該書1952年版639頁)

　　(對稱是二十世紀物理學的一個中心觀念。我的這篇1948年的博士論文，后來的楊-Mills、宇稱不守恒、1974年的規范場積分形式等工作，都是關于對稱的工作，其中尤以楊-Mills的規范場理論為極重要。請參閱《2009　Dyson》。)

　　II.

　　《2010李傳》第四章多處明示或暗示李是費米的博士生，而楊不是；《2004解謎》第14問答中也如此說。這同樣是只講部分事實，以偏概全。

　　我確實不是費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證明一：費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證明二：1948年春費米為了弄懂Schwinger對重整化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紅的研究領域)，每星期兩、三個上午在他的辦公室中討論此工作。(見《1983楊》6頁)參加的除費米外，有兩位教授：Teller與Wentzel，與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與我，沒有李(討論了數周，結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頁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計算很難懂，我們的討論完全失敗)。證明三：費米出差的時候，常請我代課，從沒有請李(見《2004解謎》110頁)。證明四：費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癥逝世，享年53歲。他最后住醫院期間我專程自美國東岸飛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楊》307頁)。李沒有去看他。證明五：費米逝世以后，Segre為編輯費米的全集邀我寫了一篇文章(《1983楊》48頁)。沒有邀李。等等。

　　III.

　　《2010李傳》第六章提到了“與楊振寧的合作與疏離”，所謂“疏離”是指1952年我們兩篇統計力學文章的排名次序問題；《2004解謎》的第8問答也是關于此問題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體而言，統計力學向來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不是李的領域。從1944到1952年，我單獨在此領域發表過五篇文章，其中關于二維晶格系統自發磁化的文章是此領域的一個突破。李一生一共只發表過12篇統計力學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頁)，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間和我合作的成果，這清楚顯示了他在此領域所處位置。而我們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領域繼續工作，發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與1969年有關一維系統的兩篇都具有開創性意義。1999年我獲頒Onsager獎，那是此領域最重要的獎項。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領域，在2008至2009年間又已經發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問題的那兩篇文章的背景是這樣的。1951年秋天李來普林斯頓，此時他尚未在統計力學領域有任何學術成果。我向他介紹了我上述那篇二維晶格自發磁化的文章，從此文開始我們企圖進一步推廣。《2004解謎》對這次合作是這樣描述的：

　　“當我(李)于1951年秋到達高等研究院時，討論的最熱烈的問題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時候，楊剛好完成了他的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想繼續在這一領域工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時，曾聽了喬和瑪麗·邁耶(JoeandMariaMay鄄er)的統計力學課，邁耶的凝聚理論總是使我入迷。自然，我們的討論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結果向氣-液相變的推廣。”(《2004解謎》參考文獻235-236頁)

　　這兩篇文章很有名，是經典文獻，都是由我執筆寫的。其研究態度與方法今天都公認為是我的風格。當時把兩篇文章都簽名為楊—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計劃兩篇文章的簽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來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禮的忠告，簽名才變成一篇楊李，一篇李楊。這是什么緣故呢？(《2002楊傳》207頁)

　　回答：《1983楊》571-585頁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發表的所有文章。根據這個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國發表的兩個人簽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Feldman和Mills都感謝我帶著他們寫了文章，都和我是終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于1999年身患癌癥，還參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討會。(圖一)。更早在1992年在臺灣清華大學慶祝我70歲生日的學術會議上他作了一個演講(《1995劉丘》，199頁)，其中頭一段講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經過，翻譯如下：

　　“我十分高興，也十分光榮，應邀為慶賀我的老朋友佛蘭克楊寫此文章。我很幸運，也很愉快，終身和他的名字并列。物理學者與學生在碰見我的時候往往說：“哎呀，你就是楊-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釋我確實對我們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貢獻，但當幸運之神把我們安排在一起時，我的經驗尚淺，而佛蘭克楊當時，(與現在)，是既聰明又對比他年輕的物理學家十分慷慨。”

　　Mills說我曾慷慨幫助比自己年輕的物理學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當時把他當作是我的弟弟，盡力培植(《2002楊傳》506頁)。

　　后來我曾盡力培植吳大峻(哈佛大學教授)。他也終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為“楊教授與我”的文章中他有這樣幾句話關于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雖然楊教授對此文的貢獻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聯名發表，因為他要幫我鞏固我的學術地位。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一直到五年以后，1964年楊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聯名發表了一篇文章。”(譯自《1995劉丘》，448頁)

　　又有幾句話關于后來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為那時我已有永久聘書，所以楊教授終于同意和我聯名發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們的第一篇聯名文章。此文章今天還常被引用。”(同上，4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