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胡耀邦申訴

　　在嶂頭村，丁玲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訂了《人民日報》和《山西日報》。陳明考慮到丁玲年紀大了，眼睛不好，文字的東西不能看得太多，又給她訂了份《人民畫報》。

　　1976年，丁玲在報紙上得知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很悲哀。陳明說，她總還在想，要把《在嚴寒的日子里》這本書寫出來，將來如果有一天能夠見到毛主席，能把這本書給毛主席看，證明自己還是個好黨員，還是黨的兒女。

　　身在農村的丁玲，了解的政治信息很少，無法準確判斷中國未來的局勢，但對自己的前途也不悲觀。1978年春，當她得知中組部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后，就開始寫申訴材料。陳明回憶說，材料寫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當時在中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為過去和他接觸過，比較熟悉，認為他這個人很正派，很公正”。

　　為此，陳明還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郵寄不知會落到什么人手里，會使事情更加復雜化。陳明記得，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丁玲很苦悶，有一次就在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胡耀邦一看到丁玲和陳明，不是那種不屑于、不想見你的表情，而是很愕然，很意外，還跟丁玲夫婦握了手。

　　這次到了北京后，陳明不敢隨便找人，打聽到胡耀邦住處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沒有見到人，陳明就把申訴材料留下了。過了幾天，中組部一位同志約見陳明，告訴他，胡耀邦同志很忙，丁玲的材料收到了，他看了，他對丁玲向來關心，會好好處理的，你就放心吧。

　　陳明回到嶂頭村不久，公社黨委書記就來通知丁玲，說是根據中共中央11號文件的規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決定給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村里還特意開了一個正式的會議，宣布這件事。丁玲在會上發了言，請求黨“清理復查我這一生，特別是與我的政治生命有關的幾個關鍵問題，并且作出相應的結論”。“她意思就是說，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問題就結束了，這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開始。”陳明說。

　　當時雖然“四人幫”垮臺了，但是在丁玲平反這個問題上，還是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馮雪峰時，仍沿襲舊說，說他們是右派反黨集團。尤其是有一篇談魯迅《悼丁君》的文章說姚文元是丁玲的兒子。大隊支書看了就來問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兒子嗎？丁玲說，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兒子，我還能在你們村子里住著嗎？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員啊！

　　“在這個時候，寫這樣的文章，就是制造輿論啊！就是說，丁玲你就別妄想平反了。有人不希望我們回北京。”陳明說，丁玲有點不服氣，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就不能回？于是就向中組部提出申請，說她身體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那段日子，丁玲夫婦不停地給中組部寫信，給胡耀邦寫信，給王震寫信，但都沒有回音。丁玲心情也受到些影響。那年中秋，村子里這家那家來請吃飯，她也不愿意去。幾經努力，中組部終于同意了他們的請求，讓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2日，歷經坎坷的丁玲終于回到了北京。

　　恢復名譽

　　丁玲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給中國作協黨組寫出了《我的請求》，請求盡快恢復她中斷了20多年的黨籍。然而讓她失望的是，她寫給作協的信，遠沒有她投寄的小說和散文那么容易引起重視。

　　丁玲平反的事，歸中國作協“復查辦公室”處理。陳明回憶說，他們告訴丁玲，你的事解決沒有問題，只是對當年的幾位領導人還要做點思想工作。每次他們來，丁玲都著急，催問復查結論怎么樣了，他們總是說快了快了。

　　幾個月后，作協“復查辦公室”送來了《關于丁玲同志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仍然認為丁玲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后在南京有變節行為。丁玲自然不能接受，提出保留意見。

　　陳明猜測，大概就是因為丁玲對她的歷史結論有意見，她恢復共產黨員黨籍的事也拖著，沒有解決。

　　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還讓她去參加政協的共產黨員會議。那天，她走進會議室，第一句話就說，“我沒跑錯地方吧？”因為當時作協還沒有恢復她的組織生活。會議召集人周而復說：“你沒有走錯，就在這兒開會。”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參加黨員會，她很激動，還寫了散文《“七一”有感》，說：“黨啊，母親！我回來了，今天，我參加了政協黨員會。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著這一天。”

　　盡管恢復黨籍問題暫時得不到解決，丁玲依然保持著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向往。在一次接受訪問時，她這樣表示：“1958年我被開除了黨籍，早已不是黨員了，但我還是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我努力讓自己照一個黨員的樣子去看問題，對待人和事，對待工作。”

　　直到1984年，中組部才作出《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當天，丁玲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我寫文章已經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夠用的，我從腦子里找不到最合適的字眼來準確地、充分地表達現在的感情。這種感情如風馳云涌。如果不講，不叫，我就無法平定我這種深沉而又激蕩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