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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回憶丁玲艱難平反路

　　1984年，中組部作出了《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認為“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陳明回憶說，看完通知，耄耋之年的丁玲說，現在我可以死了

　　丁玲(1904～1986)

　　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曾因《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榮獲斯大林文學獎。

　　1928年，丁玲憑借《莎菲女士的日記》蜚聲文壇，上世紀30年代初加入“左聯”，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被國民黨特務軟禁，這成了糾纏丁玲一生的政治陰影。

　　其實丁玲并未改變政治信仰，她于1936年逃離南京，并輾轉抵達陜北。延安特地為她舉行了歡迎會，毛澤東譽之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丁玲曾擔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職，還發表了有爭議的《三八節有感》一文，針對延安存在的隱性歧視女性現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評。因為毛澤東的保護，丁玲才得以在延安“整風”中過關。

　　建國后，丁玲曾任《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1955年起丁玲屢遭厄運，先被定為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7年又被定為右派。毛澤東親自批判了諸如《三八節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時期受過批評的作品。

　　1958年，丁玲被開除黨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勞改，“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秦城監獄達5年之久。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壇。晚年又被人批判為“左”，丁玲曾說：“我不管它左還是右，我也不曉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曉得現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

　　編者按：

　　1942年，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結為夫婦。

　　2010年，陳明出版了由其口述的《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書中描述了他陪伴丁玲由“ 紅”轉“黑”、遭逢劫難，以及平反的過程，為這段起初“不相稱”的愛情，呈上了一份刻骨銘心的紀念。

　　如今，業已93歲的陳明在北京木樨地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專訪。

　　本刊記者/蔡如鵬 文/周瀟梟

　　1975年5月，71歲的丁玲擺脫了牢獄生活，被送到山西農村勞動改造，見到了分別6年的丈夫陳明。她第一句話就說，“哎呀，這個地方好！”陳明接道，“兩個人在一塊兒就好！”

　　下放嶂頭村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陳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上面”當時沒有給他們夫妻倆安排什么具體的工作，每個月還有200多塊錢的生活費，“生活是綽綽有余”。

　　初到嶂頭村的丁玲夫婦，沒打算長住。一年多后，兩位老人看沒有機會走，才在村里找了一處空置的老院子，修繕了一下，這才算在嶂頭村有了屬于自己的家。陳明還記得那是一所大宅院，“屋前是個很大的院子，種著幾棵蘋果樹和核桃樹。有五間屋，中間三間大屋，兩間作為我們的活動室，用于平時吃飯、聽廣播、看電視或接待客人，另一間做臥室兼書房。”

　　剛到嶂頭村時，丁玲除了老毛病腰疼外，還有關節炎、糖尿病。陳明回憶說，從1967年后，他們就很少見面，丁玲“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年歲也大了，身體越發不好了”。劫后重逢，陳明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她的身體搞好”。

　　有一次，陳明聽老鄉說山藥對治糖尿病有好處，就在院子里自己種。丁玲對養雞有興趣，陳明就用鐵絲網在院子一角圍了個雞圈，養了十幾只母雞，這樣雞蛋也有了。隨著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丁玲的健康狀況也慢慢好起來。康復后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繼續中斷了十幾年的文學創作。

　　陳明回憶說，當時丁玲還想寫完她的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這篇小說的前一部分1956年已經在《人民文學》發表了。要繼續寫作，首先得把原作找來。長治市有個圖書館，陳明就跑去找，沒想到還真找到了那一期的《人民文學》，“我真是高興，立刻就借回來了，想要把它抄下來，抄了之后丁玲再接著寫，接著改。”他說。

　　丁玲寫作需要紙。嶂頭村邊上正好有個印刷廠，有很多印地圖剩下的邊角料。陳明就把這些紙攢起來，打眼，裝訂成本子。

　　丁玲是名人。很多來嶂頭村的人得知她在這里，都很好奇，要跑來看看。最后人實在太多了，弄得丁玲沒辦法寫文章，陳明只好把她反鎖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