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坑儒”，此事疑竇叢生，恐屬子虛烏有。但需聲明，殺戮不同政見者，對于古今中外歷代統治者來說，司空見慣，秦始皇并不例外。這里探討的是，秦始皇是否坑殺過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華讀書報》“國學”版發表李開元先生的文章《焚書坑儒，半樁偽造的歷史》。李先生對“坑儒”提出四個疑點，筆者十分贊同。但李先生說：“考察西漢一代，焚書坑儒這個用語還沒有出現。”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下面，筆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書坑儒”用語的出現和坑儒故事的精細化做些探討，提出更多的疑問，求教于海內外專家、學者。

　　坑儒故事原型見于《說苑》卷二十《反質》，講方士侯生、盧生害怕繼續留在秦始皇身邊會遭殺戮，于是一起逃跑，“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說苑》是西漢末葉劉向輯錄皇室和民間藏書中的有關資料，然后分類、整理而成的雜著類編。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史通·雜說篇》指責劉向“廣陳虛事，多構偽辭”。《說苑》屬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秦始皇焚《詩》、《書》，禁私學，可以說徹底砸碎魯諸儒的飯碗。魯諸儒一定又恨又怕。陳涉起義以后，孔子八世孫孔鮒率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孔鮒當上了博士。這在《史記》和《漢書》中都有記載。孔鮒率魯諸儒投陳王是個艱難的痛苦的選擇。當事者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故事說不定就是孔鮒編造出來的。故事最初的流傳范圍大概就在魯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殺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漢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會講述此事。然而事實是：曾做過秦博士，到漢文帝時還傳授今文《尚書》的伏生；任過秦漢兩代博士的叔孫通；在秦漢兩代以教授《詩》聞名的浮丘伯；秦時為御史入漢當丞相的張蒼，這些人誰也沒談論過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別值得提出的漢初儒學巨子賈誼，他寫的那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過秦論》，專門批判秦始皇的過失，里面說秦始皇“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沒談坑儒之事。這些事實，不能不令我們對秦始皇坑儒說法的真實性產生疑問。

　　率先講出“焚書坑儒”用語的，是西漢前期經學家孔安國。依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中說法，孔安國乃孔子十二世孫。相傳孔壁所藏古文經書盡歸孔安國。他作《尚書序》，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經訓傳序》，說：“逮乎六國，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也。”(嚴可均輯《全漢文》卷十三)秦漢之際，非孔姓名儒都不講坑儒，而孔安國一再講坑儒，這對筆者的猜測是個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鮒編造的。

　　“焚書坑儒”這個用語在《史記》中沒有出現，但《秦始皇本紀》記載了焚書與坑儒這兩件事。司馬遷寫人敘事注意細節，常常使讀者感到生動、具體、形象，真如面對其人，身臨其境。《漢書·司馬遷傳》稱贊他：“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然而他敘述“坑儒”時，基本上因襲《說苑·反質》的傳聞，缺乏細節，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殺儒生的具體辦法、詳細地點等，可以說沒有做到“其文直，其事核”。司馬遷曾向孔安國求教古文《尚書》。孔安國教授古文《尚書》肯定會提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按理說，司馬遷完全可以從老師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信息，而實際卻沒有。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孔安國從家族長輩那里聽來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細節，所以講不出來；再一種是司馬遷跟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的時候還年輕，聽老師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就信以為真，沒有提出什么疑問。這兩種解釋無論哪一種正確，都對后來司馬遷撰寫秦始皇的文化政策有影響。

　　司馬遷在《史記》中多處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徑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紀》既寫了焚書，又寫了坑儒。《儒林傳》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封禪書》說：“始皇封禪之后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戮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依照《秦始皇本紀》的說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盧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認為盧生等誹謗他，又聯想起諸生也誹謗他，遂下令調查，“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這里坑殺是一色的儒生。《儒林傳》里卻說的是“坑術士”。儒生與方士所操之術不同，不能混淆。或許有人認為，秦漢之時，儒者與方士已經交混，“坑術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禪書》中講“焚詩書，誅戮文學”，為什么又沒說“坑儒 ”呢？同樣講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處三樣，筆者注意到，這三種說法，在西漢前期都存在，這是不是表現出太史公司馬遷對待歷史問題不能斷定的一種客觀態度呢？

　　二百多年過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細化由東漢儒學家衛宏完成了。衛宏撰寫《詔定古文官書序》，說：“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于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

　　故事寫得令人驚心動魄，卻經不住推敲。唐代訓詁學家顏師古說：“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為秦坑儒處。”唐代新豐縣馬谷，就是現今臨潼縣溫泉鎮。這里的溫泉42℃，但是關中地區冬季氣溫經常達到零下10℃左右。縱令溫泉使地溫升高，能讓西瓜籽發芽、爬蔓，但絕結不出瓜。或許有人說：“這可能是溫室栽培。”溫室栽培技術確實是古代中國發明的。不過，有關溫室栽培的最早記載，見于《鹽鐵論·散不足》，是西漢昭帝時期，晚于所謂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書記載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意得欲從”，“樂以刑殺為威”。他既然認為諸生以古非今，犯誹謗罪，該殺，根本用不著設計圈套，讓自己背上一個欺詐的惡名聲。試問這符合秦始皇的個性嗎？看來，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傳越離譜，越不可信。

　　我們承認秦始皇的殘暴，但不贊成讓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鍋，因為實事求是是史學工作者應當永遠尊奉的圭臬。

    馬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