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以來，史家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譴責之聲不斷。焚書坑儒作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鐵案。現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無論是中學的，還是大學的，都會講到焚書坑儒。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第10課“秦王掃六合”，說：“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發布焚書令，規定除政府外，民間只準留下有關醫藥、占卜和種植的書，其他書都要燒掉；以后再有談論儒家詩書的都要判處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評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陽活埋。這就是歷史上的‘焚書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歷史專業系列教材《中國古代史》第四章第一節“秦朝的建立和發展”，說：“焚書坑儒，在當時對剛建立起來的統一國家政權的鞏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殘酷的、后果是惡劣的，不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且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燒，給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對于這樁所謂的鐵案，筆者以為尚有辨別章明的必要；而辨別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務實，因為求真務實是史學安身立命的基礎。

　　先說“焚書”，此事確有。關于秦始皇焚書的來龍去脈，《史記·秦始皇本紀》講述得清清楚楚。

　　怎么看待這場文化浩劫呢？

　　漢代學者普遍認為，秦始皇“棄禮義，任刑法”(伍被語)。他們的觀念對后世影響極大。至今不少著述講到秦始皇焚書都表達了其目的在于滅絕儒學，專用刑法的思想。其實，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

　　戰國前期，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勢如冰炭，兩不相容。儒家政治著眼于管理“人”，主張通過“仁義”誘導的途徑，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從而實現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著眼于完善“物”，即富國強兵，主張通過“刑法”強制的途徑，規范社會，從而達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諸子百家在長期辯難爭鳴中，相互取長補短，吸收借鑒，到戰國后期出現學術融合的趨勢。學術融合是政治統一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映。

　　第一個肩負起學術融合使命的是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祭酒的儒家巨子荀況。學術界公認荀子的學說兼采了諸子的精華。郭沫若先生稱荀子開創了儒學為“百家總匯”的先河。特別要指出的是，荀子納“法”入“儒”，以“儒”統“法”，提出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社會政治主張，是為建設新興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

　　荀子曾應秦相范睢的邀請訪秦。秦昭王會見荀子，問：儒家究竟對國家有無益處？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下順矣。”又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聽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稱 “善”。這是儒家思想在秦國的首次正面宣傳，并且取得了秦國最高統治者的好感。荀子還向范睢指出秦國“無儒”的問題。這肯定會引起秦國統治集團的深刻思考。

　　第二個肩負起學術融合使命的是呂不韋。他原本是衛國大商人。呂不韋把囤積居奇的商業策略用于政治，資助淪為質子的異人當上秦莊襄王，而他自己則成為秦國丞相。呂不韋是干大事業的人。他一生干過好幾件大事，編纂《呂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記·呂不韋傳》記載：“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嘉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司馬遷認為，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是與著名的戰國四公子攀比，這是被表面現象所蒙蔽的浮淺之見。作為政治家的呂不韋，他能夠突破學術派別門戶的限制，在預見到統一趨勢即將來臨的同時，又清醒地看到單獨任用先秦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為指導，都不能建立起一個幅員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必須博采眾長，重新整合諸子百家。《呂氏春秋》編纂的意圖是為實現秦國一統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學術根基。這個意圖在《呂氏春秋·孟夏紀·用眾》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于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歸為“雜家”，這是只看到它綜合諸子百家的一面，而沒看到它以儒家為主的另一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所說的，《呂氏春秋》“關于政治理論的系統大體上是因襲儒家”。

　　戰國后期，這兩位肩負學術融合使命的人物，無獨有偶，都跟秦國發生直接聯系；他們會對秦國政治產生什么影響呢？

　　眾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開始，秦國獨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謂的“無儒”局面。“無儒”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國沒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國政治生活中沒有地位。而這種“無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卻發生了改變。